对话郑永年：美国2小时斩首哈梅内伊，中国还要让AI只做“烟花”吗？

wakeman

对话郑永年：
美国2小时斩首哈梅内伊，
中国还要让AI只做“烟花”吗？

 Dialoge 2026.03.02

世界｜对话｜观点

本期对话亮点
HIGHLIGHT

如何看“是人工智能杀死了哈梅内伊”这一论断？如何应对人工智能的军事化？
怎样规避历史上“四大发明”式悲剧，将前沿技术真正铸为国家重器？
此次事件会成为“布什入侵伊拉克”的灾难翻版吗？
选举周期如何驱动西方决策发动战争，从而戳破“民主和平论”的幻象？
面对短期的能源冲击与美国的“门罗主义”，中国当如何凭硬实力自强破局？




编者按
2026.03.02

斩首哈梅内伊的背后，从算力支持到精准锁定，是美军“手术刀”式的精准打击。这场行动背后，是Palantir的情报、Anthropic的模型、Anduril的硬件——美国科技右翼与军事机器的深度嵌合，已经将战争推向了“AI辅助决策”的新维度，尖端人工智能科技的锋芒已不容回避。


今天，AI革命再次将我们推向十字路口。在此背景下《大湾区评论》承接上篇分析（详见《对话郑永年：斩首哈梅内伊后，特朗普究竟想要什么？》），继续与郑永年教授展开对话。他指出，从火药到指南针，中国曾因没有做好技术的“军民融合”而错失航海时代，沦为被动挨打之地。他提出警醒，“不用，就等于没有”——技术不用作硬实力，就会沦为他人刀俎下的鱼肉。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我们绝不能陷入过度道德化的自我束缚。唯有将军民融合落到实处，把前沿技术切实转化为捍卫国家安全的硬实力，方能立足于波诡云谲的国际舞台。








大湾区对话
邀请嘉宾：郑永年
本期采编：冯箫凝 王希圣
对话时间：2026.03.02






 大湾区评论：


在2011年奥巴马政府击杀本·拉登的行动当中，Palantir提供了关键技术。在此次对哈梅内伊的行动当中，Palantir的情报系统、Anthropic的语言模型以及Anduril的硬件均对美国军方提供了支持。您如何理解民间公司及其背后的科技右翼力量，在美国军事技术以及思想指导层面的影响？


 郑永年：
这一发展我们确实需要密切高度关注。历史地看，美国的技术和军事是一直紧密结合的，即所谓的“军工复合体”。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受惠于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启动的“大中东民主计划”。9·11事件后，美国深陷中东事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直到奥巴马乃至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才开始逐步结束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在这个期间，美国的Palantir等科技右翼势力，开始加快探索如何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数据收集和决策等领域，以减少战场上的损失。如今，从不到两小时内抓捕委内瑞拉总统，到精准定点定时清除伊朗最高领导人，人工智能已经深度嵌入美国军事的方方面面。尽管伊朗实力强劲，但相关行动仍能在数小时内精准完成，美国的行动效率已今非昔比。


回想9·11事件，当时信息量巨大，美国也已察觉恐怖活动的苗头，却因人工智能技术不发达，陷入了“无决策”的困境。若9·11发生在人工智能发达的今天，或许就能避免这场悲剧。但即使是这样，美国依然并不满足于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现状。正如《科技共和国》一书作者所批评的，美国人工智能曾过度聚焦商用与流量。该书作者提倡将人工智能深度与美国军事结合。事实上，从委内瑞拉行动到对伊朗的战术应用，美国已实现军事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

美国纽约世贸中心遗址附近亮起象征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大厦的光柱（图源：新华社）”


目前网上有文章称“是人工智能杀死了哈梅内伊”。类似这样的说法当然是为了博取流量，并没有反映事实的真实面。所谓的“人工智能”依然是“先人工再智能”。不能夸大其词地说人工智能直接杀人，还是我们实体的人使用了人工智能来杀人的，人工智能依然是手段。不过，我们政策分析者的确应当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已经深度嵌入了美国的军事行动，其底层逻辑远非人力所能实现——它能处理海量数据，为决策提供依据。但最终是否采取行动，仍是由人来决定，而人工智能只是工具。因此，不要轻信那些不实言论，需保持客观认知。


之前谈话中（详见《对话郑永年：斩首哈梅内伊后，特朗普究竟想要什么？》）我们谈到核武器。迄今，核武器更多还是威慑手段，实际作用有限。但正如基辛格先生生前所担心的，一旦人工智能和核武器结合，这个世界便会面临一种什么样的风险？人们完全可以假定，尽管美俄之间的核武器谈判已经中断，但大国已经在融合人工智能和核武器了。历史地看，有了一种技术，大多国家都会加快使用从而使得自己占据军事优势。再进一步，如果加上马斯克的星链（其在乌克兰战争中已经有很好的表现），那么美国的军事能力更不容忽视了。


我担心的是，在美国这样发展的时候，如果我们拥有人工智能却不用于军事事务，是否会陷入过度道德化的误区？若缺乏相应能力，就可能在国际上被他人“欺负”。因此，我们必须推进加快人工智能与军事的结合，无需回避这一问题。没有实力，就会像伊朗一样被动。我们要向美国学习，必须具备这种实力。其次，我们还要善用实力，我们若总是不用，连南海和台湾的主权问题都解决不了，何以称得上大国？一是能力必须具备，二是能力必须用起来。特朗普执政时，美国的实力本就存在，只是之前的政府未充分运用，而特朗普用了。尽管面临国际社会谴责，却解决了他想解决的一些问题。至少，我们要拥有这种实力，在必要时谨慎使用，但不滥用，要用于正确的方向——不用，就等于没有。


军民融合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因为战争本身就是系统工程，不仅涉及人工智能等技术，更涉及到技术与政策、涉及到军与民之间的有机融合。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体制机制领域的系统性改革。通过技术与政策的协同、体制机制的协同来实现我们平常所说的系统化、协同化、整体化等目标。人工智能发展到当前阶段，未来的风险确实很大，大家都感到不安。这确实令人担忧，但我们也必须拿出自己的能力来应对问题！


实力建设必须具有目标。例如针对国家统一问题，我们如何阻止日本成为“东亚的以色列”，防止日本牵着美国的“鼻子”对中国施压？如何避免台湾地区、菲律宾等被美国视为是“离岸平衡”的抓手效仿日本？这些已是现实问题，而非假设。下一步行动中，我们必须展现大国应有的实力和政策。

美空军将人工智能应用到u-2侦察机上飞行员与人工智能副驾驶一起飞行（图源：央视网）


 大湾区评论：
您提到要警惕人工智能的军事化（或者核武的人工智能化）。这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个历史哲学问题：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主要用来做烟花，而西方人拿去造大炮；同样，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却主要用来看风水，而西方人则开启了航海的时代。是火药和指南针赋能西方征服了世界。因此，同样的技术，不同的指向，塑造了截然不同的文明命运。今天，面对AI，特别是军事AI的发展，我们似乎再次站在类似的十字路口。历史的问题正在以新的形式重演。我们应该如何规避曾经的“悲剧”？


 郑永年：
技术是一种手段，一种工具。技术用于什么方面，每一个国家的历史背景不同，它的发展方向就不同。


中国的四大发明的确很了不起，改变了近代世界，可以称得上是近代的开端。印刷术开启了可传播知识的大众教育时代；指南针开启了航海时代；火药更是帮助欧洲从封建社会转向了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用火药炸毁了城堡，把国家统一起来。后来欧洲各国互相竞争，更是首先把这些发明用于军事等各个方面。


中国虽有四大发明，但没有像西方的大学那样专门的研究机构，把每一项发明变成一个学科。火药是中国发明的，传到西方以后，变成了化学学科基础研究的一部分。我们发明指南针、火药，这些都是发现，是实际的应用，并未发展出科学。但在西方，这些变成了基础科研，并通过基础科研来强化其应用，形成了良性循环。


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就算在今天，我们依然还在以应用技术为主，我们的基础科研依旧相对落后，至少跟发达的美国相比尚有很大的差距。美国的军民融合做得非常好，比如他们的互联网和手机等，都是先军事后民用的，而我们还是分开的，大部分都是用于民用、商用，而非军事。我们一直说要军民融合，但实际上很多环节都是脱节的。


这点在人工智能时代尤其需要警惕，千万不可重蹈覆辙。我们第一波的航海时代、工业化没有赶上，失去了机会，被西方打败，鸦片战争以后被迫开放。现在好不容易到了第四次产业革命，在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处于前沿，下一步怎么发展，还需要好好思考。如果我们只热衷于生活化和娱乐化，而不能把这些技术转化成为硬实力，那么就会再次犯大错误。


 大湾区评论：
英国《卫报》严厉批评特朗普此举是“布什入侵伊拉克”的灾难翻版。如何看待这种论调？


 郑永年：
首先，战争下一步的形势我们尚不可知。一旦发生冲突以后，就会进入战争逻辑，而战争逻辑就不是以色列或者美国可以完全主导的。战争中有很多不可预测的事情会发生，搞不好，无论以色列还是美国，都可能会沦为战争的奴隶。


俄乌战争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俄罗斯原计划只是一场短期的“特别军事行动”，但从如今的进展看，持续的时间都超过了伟大的卫国战争了。一旦陷入战争，实际地看，战略层面就很难调控了。所以，美国会不会跟伊朗发生传统意义上的全面交战，会不会卷入一场全面战争，还是要看下一步事情的发展。


从目前的判断，或者如特朗普所希望的，这场战争可能更类似于老布什的海湾战争那样，“打了就跑”。当时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美国发动海湾战争，其目标是要伊拉克退出科威特，一旦目标实现了，美国就停止了战争。特朗普肯定总结了经验，小布什那种搞大中东民主计划、无休止的干预的方式，跟特朗普要从战争泥潭退出来的理念是相悖的。所以，对特朗普来说，接下来的问题是：美国是否有能力“打了就跑”？是否可能“功成身退”？这个问题并没有答案，需要继续观察。

2002年10月，美国国会授权对伊拉克动武，在随后的战争中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图源：BBC）


 大湾区评论：
英国《卫报》还在评论中尖锐批评，认为特朗普这次行动带有强烈的个人政治动机，为其接下来的中期选举造势，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郑永年：
这是一个常态现象。比如小布什基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不顾国内大规模反战游行和联合国部分成员国的反对，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战后，伊拉克并未发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又被指责“欺骗公众”。诸如此类的案例比比皆是，又有哪些没经过政治计算呢？


在北约轰炸前南斯拉夫期间，英国和美国的政治人物高喊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来论证战争的合法性质。这些都是他们虚伪的表现。他们不喜欢特朗普，就好像自己是道德正义的化身了。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有虚伪程度多少的区别。对于这类西方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可以看一看，但不要全听他们自己标榜的“所谓的正义”。他们属于同一个文明，只是做法上的区别。同样是死刑，是用五马分尸的方法还是用注射的方法？死的本质是一样的，只是方法不同而已。


 大湾区评论：
如何看大国领导人对外决策被国内政治周期深度捆绑，以及这种深度捆绑对外部国际秩序所产生的影响？


 郑永年：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反思西方民主的原因。我一直质疑西方所说的“民主和平论”——认为只要是民主国家就可以拥有和平了。其实不是的。冷战以后，有多少战争是西方所谓的专制国家发动的，又有多少战争是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发动的？


民主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把民主的标准界定为选举的话，那么绝大部分战争都是通过选举上台的那些领导人发动的。朝鲜是西方认定的不民主的典型，但朝鲜主动发起过什么战争吗？没有。朝鲜一直是迫于外部的压力，被动的做出防御性的举措。


为什么要发动战争？有些时候的确跟民主选举周期有关系。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周期跟经济发展周期相关，现在选举周期跟外部冲突和战争的周期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政治人物要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一方面要把国内的矛盾转移到国际社会，另一方面通过发动战争寻求民众的支持。所以一些西方媒体说特朗普发动战争是为了中期选举，那也是有点道理的。


战争有必然和选择之分，尽管战争表现为必然性，但所有战争都是选择的结果。西方学者总是谈修昔底德陷阱，认为大国博弈必然会导向战争。假设宗教的冲突或者文明的冲突是必然的，但是战争到底何时发生，以什么方式发生，这些便具有偶然性。这种偶然性就是领导人的选择，是今天打还是明天打，今年打还是明年打，其中选举便是一个关键的考量。

以色列特拉维夫市区传出巨大爆炸声，有建筑物射出火光（图源：新华社）


 大湾区评论：
这次伊朗打击目标涉及阿联酋以及美军基地，直接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全球石油供应。您对接下来国际油价及全球能源市场的走势有何预判？


 郑永年：
国际能源市场肯定会有反应，但估计是短期影响，不会是长期影响。


伊朗（包括伊朗革命卫队）曾多次威胁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在历史上确实采取过行动，导致了实际上的封锁或严重干扰。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之一，差不多全球30％的石油通过这里，肯定会产生影响的。这里，很多因素需要考量。


第一，如果过度影响了全球供应，尤其是影响了西方经济，美国照样会去打击伊朗去保护这一航道，这样，冲突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第二，伊朗本身也高度依赖石油出口，还是要进行石油交易的。


第三，这个世界能源并不缺，只是供应链被打断了。短期的冲击会有，长期的话市场还是会达到一个均衡。


当然尽管是短期影响，依然会产生很多商业资本的投机行为。这些商业资本的投机行为也会不断放大市场波动。


此外，中东的冲突已经存在很多年了，又不是刚刚开始。如果是平静了几十年突然爆发冲突，可能大家没准备。但对于伊朗这些冲突，大家心里其实是有预期的。很多国家在能源多元化方面已经布局了，包括中国也一样。


 大湾区评论：
中东生变，必然牵动大国神经。俄罗斯目前深陷乌克兰战场，中国曾致力于推动中东和解。在这一轮由袭击引发的剧烈动荡中，对美、俄、中三国会有怎样的影响？


 郑永年：
俄罗斯已经力不从心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仍然在中东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近年来，俄罗斯深陷乌克兰冲突，尽管它认为自身相比乌克兰仍有优势，却已难以腾出精力开展有效的中东外交与干预行动。毕竟，经济实力不允许，军事力量相较于其他大国也在逐渐弱化。俄罗斯如今基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对于其他大国而言，中国始终奉行不干预政策，我们希望通过协调促成各方和解，然而在当前局势极度对立的情况下，冲突双方几乎没有妥协的空间。这就像是两个“上帝”之间的战争，作为非宗教国家，我们进行调解的难度极大。当然，这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确实面临重重困难。中东局势最终还是要由中东人民自己来决定。

2024年12月8日，“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宣布“解放大马士革并推翻阿萨德政权”，图为在大马士革拍摄的叙利亚中央银行大楼外景（图源：新华社）


 大湾区评论：
在特朗普政府强调势力范围（门罗主义）的情况下，中国该如何与像伊朗、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保持关系？


 郑永年：
目前我们对“特朗普主义”，以及对整个拉美和中东的理解尚不够深入。特朗普的核心主张是将美国战略重心“退回”西半球，这一点我们此前也讨论过——他试图主导西半球事务，将墨西哥湾变为“美国湾”，要控制巴拿马，要把拉美、加拿大、格陵兰等纳入其势力范围。但在我看来，他既没有能力彻底封锁西半球，禁止该地区与中国或俄罗斯开展往来，这样做也有悖于美国的经济利益。以委内瑞拉为例，即便其总统被抓捕，美国可以控制该国的石油，但还是可以向其它国家出口石油，对其它国家来说，只是价格可能会与以往有所不同，或高或低而已。


对中国而言，在特朗普眼中，许多事务仍存在交易空间。我们尚不确定伊朗未来会是神权政权还是世俗政权，是强硬政权还是温和政权，但无论如何，伊朗民众总要生存，经济活动必然会继续。所以我觉得不必过度担忧，不过短期冲击确实存在。对中国来说，自立自强始终是关键——正如我们常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与美国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实力基础之上，这样才具有实际意义。其他那些华而不实的言论，听听就好，不必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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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为《大湾区评论》编辑组根据与郑永年教授的访谈内容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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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整理 | 冯箫凝 王希圣 杨芸淞

校对 | 伍子尧

排版 | 许梓烽

审核 | 冯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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