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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新闻的朋友们，你好。
也许你并不认识我，这很正常。即便是旧金山当地的新生代勇士队球迷，也未必清楚大通中心穹顶上，那件悬挂在张伯伦球衣旁的14号球衣，究竟属于谁。
（勇士主场大通中心穹顶高悬着梅斯切里（中）的球衣）
汤姆-梅斯切里——是的，这是我的名字。
而我那一代的球员，更常叫我“满洲里狂人”。这个绰号的成因有两个：
第一，我出生在中国的哈尔滨。客观地说，我大概是NBA历史上第一位在中国出生并最终成为全明星的国际球员。队友们曾叫我“俄国佬”，但我更喜欢“满洲里”，它清楚地告诉别人：我来自哪里。
第二，我打球的风格非常倔强。在对手看来，简直疯狂。有一次，我和对手在场上发生冲突，我们大打出手。他显然低估了我的战斗力，最后被我追着跑上看台。媒体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幕，他们在报道中第一次用了“满洲里狂人”（Mad Manchurian）这个词来形容我的火爆脾气。
从此，我有了伴我一生的绰号。
（比赛中的梅斯切里。整个NBA生涯，他场均12.7分、8.6个篮板，1963年入选全明星）
如今，我已年过八十。回望这一生，处处是不可思议。你很难想象，一个生于战争年代的婴儿，没有因白喉、百日咳、黄热病、天花或肺结核而夭折；一个辗转于日本拘留营的孩子，没有消失在燃烧弹下的东京街头；一个顶着俄罗斯血脉的青年，没有沉默于美国的麦卡锡时代。最终，我竟成为一名NBA球员，在联盟打了十年球，而后又成为教师、诗人、作家，如今坐在电脑前，把这些故事讲给你们，讲给我出生的地方。（注：本文由汤姆-梅斯切里口述，Tommy采访整理）
（梅斯切里今年87岁，作为诗人和作家仍然活跃。今年3月出版了自传《满洲里狂人》）
哈尔滨，乱世没有爱情
我出生于1938年的哈尔滨。
对这座城市，我自己的记忆不多。但母亲非常喜欢哈尔滨，她在这里长大、求学。她珍藏了许多老照片，其中就有那座精美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这座教堂，是当时所有冰城俄罗斯人共同的精神庇护所。
据我所知，到1929年，当地的俄罗斯人已达十万。听说如今教堂已修缮一新，改为博物馆。我一直想回去看看，还有那著名的冰雪节。可惜我如今行动不便，难以远行（2005年，梅斯切里被诊断患有多发性骨髓瘤）。
那个年代，来到哈尔滨的俄罗斯人，大多是躲避战乱的沙俄贵族或相关人士，我母亲也在其中。她的母系出自托尔斯泰家族，父系是利沃夫家族，都是沙俄豪门。母亲多次告诉我，她是列夫·托尔斯泰的远房表妹。
这一点，从她的语言天赋上就能看出佐证。
在哈尔滨，她很快精通了汉语、法语、英语和德语。凭借这个优势，她得以进入美国领事馆担任秘书兼翻译的工作，而不像一些身无所长的没落女性贵族，只能沦入风月场所谋生。
（1929年的哈尔滨街头。）
我父母也是在哈尔滨结合的。父亲通过舅舅认识了母亲，最终结为夫妻。1936年，姐姐安出生；两年后，有了我。
我曾问母亲，为什么嫁给父亲？
我好奇，是因为父亲来中国时，只是沙俄军事学院的一名普通士官学员，并非名门之后。从门第上说，他们并不相配。
青春懵懂时，我曾幻想着为他们的结合披上乱世爱情的浪漫外衣。但后来我发现，父母之间的相处总是沉默。
母亲不愿多谈，只说“因为他待动物很仁慈”。多年以后，随着我阅历渐长，才慢慢体会到这段婚姻中微妙的苦涩。于是，我把他们写进了我的诗：
“我们匆匆结婚，出于相互的善意。
对我们大多数人，激情仅存于求生之中。”
乱世之下，人如蝼蚁。弱小者抱团取暖，挨过动荡岁月，似乎是所有普通人的唯一选择。相互的善意，并不浪漫。但在那样的年代，结婚的原因本就多种多样。
爱情，并非唯一。
童年时期，我对父亲印象不深。他多数时间都在上海。那时，他找到一份工作，是给上海的一位大亨当保镖。母亲则利用在美国领事馆工作的便利往返于两地，并最终为父亲拿到了赴美签证。
父母都说，如果不是战争，我们一家或许会一直留在哈尔滨。但在烽火连天的1941年，美国是离纷乱最远的地方。为了姐姐和我能有个更安稳的成长环境，父母决定举家迁美。父亲先行一步，母亲带着姐姐和我随后出发。我也因此在人生中第一次看到了大海。
那年，我三岁。
东京，黑雪夜吉野樱在燃烧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关于港口的第一个记忆：
我跪在扶手椅的椅背上，透过一扇敞开的窗户，看见一座满是白色海鸥和灰色船只的海港。房间里家具寥寥，头顶一根电线垂着光秃秃的灯泡，轻轻摇晃。
我在哭。因为我坚信我们已经到了美国，父亲会在那儿等我们。可他并不在，因为这里不是旧金山而是日本的横滨港。这与我们最初的计划背道而驰，错得离谱。
问题出在我们出发的时间。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第二天，美国对日宣战。而就在这一两天后，我们才登上了从中国开往美国的轮船。船还没驶出中国海域，就被日本军舰截停。我们被迫来到了日本。
日本人把船上的男人与妇女儿童分开，男人被押送往集中营，我们则作为“盟国非战斗人员”被关进拘留营。
我所在的拘留营，是一栋曾用作天主教学校的二层长方形建筑，四周砌着灰色水泥高墙。营房没有铁栏，门上也没锁，但有固定的日本看守。
我们不能走出墙外。
所有人——修女、传教士、教师、母亲、姐姐和我——都住在二楼。房间由教室改造，一侧有窗。所有的床沿两条内墙相对摆放，床与床之间挂着毯子，以作遮挡。我们家的三张床，组成了一个家庭单元。
作为拘留营里仅有的两个孩子，我和姐姐只能自寻其乐。四岁那年，我爬上院子里的一棵樱花树，想去够那些粉白的花儿，仿佛爬得越高，花就越美。前一刻我还稳稳抓着树枝，下一刻就摔了下来。
右锁骨骨折。我被送往医院，接好骨头，肩膀里装进一块金属板。那时，我丝毫没有展现出运动天赋。尽管成年后我长到198公分，97公斤，这为我成为NBA球员打下基础。但在当时，母亲却更在意我是否能在日本活下来。
由于食物匮乏、医疗条件差，我先后得了白喉、百日咳、黄热病、天花和肺结核。但在母亲和营里其他人的照料下，我一次次活了下来。
母亲的床头挂着一幅圣母像。在拘留营里，我听得最多的，就是所有人的祈祷。她说圣母会保护我们。她总是信守承诺，所以我从不害怕。
与其说“不怕”，不如说“不懂”。
营里一个年轻守卫曾给我带过橘子。有一次，他拉着我的手，带我走到楼梯下的地下室。在那儿，他给了我一个橘子，然后拉开我的裤子抚摸我……
我当时并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也没有感到恐惧。我甚至从未把这件事告诉母亲或任何人。但后来，我成为一名高中老师，只要听说有孩子遭遇类似事情，我一定会报警，并敦促家长为孩子寻求心理辅导。
这件事是否导致我日后出现心理问题？我不知道。因为在那个环境里，像我这样的孩子，世界只存在于幻想中。我会给所有看到的有趣事物起名字——一只青蛙、一只蜗牛，甚至一只蜘蛛，把它们变成我的朋友，编织属于我们的故事。
（梅斯切里的描述不禁令人联想起电影《美丽人生》中的情景）
在被关进拘留营一年后，幻想渐渐有了现实的映照。那时的东京，遭到了第一次轰炸。
历史上称那次空袭为“杜立特空袭”，发生在1942年4月。那时我三岁，姐姐刚满六岁。空袭后，拘留营的人常到地下防空洞进行演习。我们坐在水泥地上，背靠墙，抱紧膝盖，身上裹着毯子。那里很冷。我记得每个人都在祈祷，仿佛真的面临危险。
到1945年初，东京遭到更猛烈的轰炸。我们的演习，不再是演习。
我记得有两个晚上，我们整夜待在地下室，因为天上满是美国的轰炸机。
在防空洞里，我和姐姐从母亲身边爬开，爬到窄窗下的内壁架上。我们拉开遮光帘的一角，偷偷往外看：探照灯光像明亮的缎带，在夜空中交错。我们能辨认出高空的飞机，以及它们周围炸开的高射炮火。炮火声如密集的鼓点，大火照亮了城市，我们的建筑在摇晃。
1945年3月9日至10日，美军对东京的空袭升级，燃烧弹如雨点般落下。日本人称那一夜为“黑雪之夜”。据说超过10万平民丧生，100多万人无家可归。
夜晚，世界仿佛在燃烧。
（历史图片，被燃烧弹焚毁的东京建筑）
拘留营隔壁的教堂也着了火，火势蔓延到我们这里。我们被命令撤离。一行人穿过满目疮痍的东京，寻找任何还能立足并能容纳我们的建筑。整座城市笼罩在灰雾中，稍远一点的物体都难以辨认，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烧焦的气味。
母亲一路背着我。我们被迫在户外露宿，睡在遍布瓦砾的地上。有一次，大人们都在睡，我醒了，转过身，打量这个灰蒙蒙的早晨。旁边的水泥石块中，伸出了一只小手——一个孩子的手，和我的差不多大，手指指向天空。
三月时节，吉野樱开了花。但那时不可能有繁花锦簇的景象，因为东京大部分樱花树已被烧毁。它们断裂焦黑的枝桠，在昨夜曾绽放出燃烧的火焰……
那之后不久——我不记得具体过了多少天或几周——拘留营的守卫负责人出现在我们面前，结结巴巴地用英语宣布：天皇已昭告日本投降。说完，他向我们深深鞠了一躬，难堪地离开。据我所知，没有人表现出任何喜悦。
而我在那一刻唯一的想法是：早点跟母亲、姐姐离开这里，去美国和父亲团聚。
从日本投降，到我们乘坐军用运输船抵达旧金山，这段时间的记忆是零碎的。只依稀记得在冲绳和菲律宾的营地停留过。但我清楚地记得看见金门大桥时的情景：
我们全家都穿着美军作训服，戴着臂章，上面印着字母“DP”。母亲告诉我，那代表“流离失所者”。说这话时，她脸上带着厌恶。运输船进港时，码头的扩音器里有人反复高喊：
公民向左，DP向右。
旧金山，在异类标签下看到曙光
多年以后，我才真正理解母亲对“DP”臂章的厌恶。这种将我们归类为异类的标签，让我深感困扰。
我不确定七岁的自己是否完全明白这一点，但那种窘迫感，一直伴随我至今。当时，有人甚至误称我们为“放错地方的人”，也有人叫我们“难民”。
这听起来，就像我们是被弄丢的玩具。而作为这样的存在，你不得不在陌生环境里，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凝视和敌意。
（二战战后的难民收容所）
我的指关节上留有伤疤。虽然岁月流逝，它们已几乎看不见，但总有人会注意到。于是，不明就里的人会说：“你就是那个‘满洲里狂人’吧？这些伤疤是打架留下的？”
错了。真相要追溯到我在旧金山圣多明小学的二年级时期。而我，讨厌那所小学。
因为我英语差，说话带口音，根本交不到朋友。在拘留营时，那里的教士和修女曾用法语教我念《圣母经》。但在圣多明这所天主教会学校，修女们坚持要我用英语。
我不肯改口，于是被告知犯了任性的罪。当我拒绝最后一次“改正”的机会时，戒尺落了下来。我不哭，戒尺再次落下。
实际上，这所学校里的修女人手一把戒尺，像挥舞刀剑一样使用它们。无论我如何努力不引起注意，戒尺总能找到理由，落在我的指关节上。
因为我是一个异类，一个被贴上“DP”标签的问题少年。
一个学期结束后，圣多明小学的校长告诉我父母：学校人满为患，只收天主教徒。因为我们是东正教徒，所以必须离开。
我在美国的第二所学校，是公立的格兰特小学。它也没给我留下好印象。这里的老师虽然没有戒尺，但有其他体罚手段，尤其是在数学课上。
直到今天，我对任何与数字有关的东西都感到厌恶，这都源于在格兰特小学的粗暴教学：如果算错题，老师会一掌拍向我的后脑勺，把我的前额撞向黑板。她还会让犯错的学生面壁，背对全班坐着。
而真正让母亲伤心的事，发生在之后。
那时，美国报纸上已开始刊登各种“苏联威胁论”的文章，人人惶恐。在上世纪50年代，人们很难把意识形态与个体分开看待，因此我们这样的俄罗斯裔、又在中国生活过的家庭，时常被怀疑、被孤立。
或有形或无形的压力快把我逼疯了。
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和母亲大吵一架，告诉她：俄语不适合我，我再也不去俄语学校了。母亲沉默良久，最终让步，但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俄语将永远流淌在你的血液里。”
事实上，停学俄语并没有让我的处境好转，糟糕的事依旧发生。直到五年级，学校为足垒球比赛物色球员。（注：Kickball，一种结合棒球和足球规则的运动，用脚踢球代替击打，然后跑垒得分。）
（1940-60年代，曾在美国流行的足垒球运动）
我因为个子高大被选入队伍。虽然还不太懂规则，但赛后他们告诉我，我踢出了很多全垒打，并成为队里第一个被选中的球员。
事情似乎出现了转机，我得到了老师的青睐。学校要做宣传，就会把我找来，我终于有了和全校最漂亮的女孩站在一起的机会。
这是我人生中一次前所未有的体验：他们介意你的出身、肤色乃至文化背景等一切标签。但当你在体育场上表现出色时，所有的介意和敌意竟迅速消退？尽管仍有人叫我“俄国佬”，但所有人尊重、认可我在体育方面的天赋和成绩。我发现，无论我是谁，是否戴着DP臂章，我都可以用体育征服他们。
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运动。
七年级时，我遇到了篮球。一试之后，我就把它当作毕生所爱。那时，从家到学校要爬过旧金山最陡的山坡之一。我把这看作天赐的锻炼机会。每天爬那段上坡路，锻炼了我的腿部肌肉，让我在NBA的十年受益匪浅。
1961年，我参加NBA选秀，被费城勇士队选中，新秀赛季就打上了首发。第二年，23岁的我在科伊特塔（旧金山地标建筑之一）下租下了人生第一套公寓。直到这时，我才感觉人生终于正式启航。
没有比赛的日子，我会步行几个街区上山，眺望海湾，想象当年载我来美国的那艘船。闭上眼，仿佛又看见姐姐和我穿着作训服，从桥下经过时，仰头睁大眼睛，望着金门大桥。
在NBA的日子对我来说无疑是快乐的。我也因此有机会与传奇球星张伯伦同队为友，并亲眼见证了他单场百分的传奇之夜。
提到这场比赛，有一点我必须说：
作为张伯伦当时的队友，我那场其实也有登场，状态还不错。但张伯伦当时手感火烫，势不可挡。所以第三节之后，教练把我们所有主力都摁在板凳上，只留张伯伦带着替补打。教练显然在担心，我会抢走张伯伦的得分。他想成全张伯伦，却怕我坏了他的好事。（张伯伦砍下100分的比赛，梅斯切里12投7中得到16分和7个篮板。）
（1964-65赛季，梅斯切里与转会76人的张伯伦对抗）
至于对手尼克斯队，他们当然不愿成为历史纪录的背景板，所以不停对张伯伦犯规。考虑到他平时罚球命中率不到五成，这策略本是合理的。但那个夜晚，张伯伦罚球22罚21中！面对这样的他，你又能做什么？毫无疑问，那是张伯伦生涯最耀眼的成绩，是真实的传奇。
当然，即便再耀眼的传奇，也难以抵抗时间的侵蚀。
我的女儿如今在中学教书，有一天她回来对我说，她的学生中有不少人都认为张伯伦单场100分不是真的。所以我录了一段视频，把百分奇迹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讲给她的学生们。
我想说，遗忘这种事情时有发生，如今的有些人，甚至怀疑二战时期纳粹对六百万犹太人的大屠杀并不存在，更何况是单场砍下100分呢？而作为历史的亲历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站出来，擦去时间的尘埃，把真相摆到人们面前。
我今年已经87岁了，很多人到了这个年纪，或许会觉得一生功成名就，可以安心歇歇了。但我停不下来。2005年，我被诊断出患有多发性骨髓瘤，这是一种无法治愈的血癌。医生当时估计我最多还能活五年，可十余年过去了，我还是活了下来。在这段期间，我出版了五本诗集，两本回忆录和六本小说。
这当然要归功于医学，但在内心深处，我觉得有一股更深沉、强大的力量在推着我促成了自己晚年的这场复兴。或许诗人丁尼生在《尤利西斯》里的几句诗，最能表达我的感受：
停顿是多么沉闷，休止是多么可悲。
若不磨砺，终会生锈。
不在使用中发光，生命的意义就只是呼吸。
仅仅活着，并不等于真正的生活。
最后一句，我深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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