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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点:
1. 英法在经济衰退和国内厌战的背景下采取“绥靖政策”,纵容德国占领莱茵兰、吞并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但历史往往具有讽刺性,越是试图回避战争,反而越无法阻止战争的爆发。
2. 与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相比,作为一战战胜国的日本,其法西斯主义并不典型,发动侵略战争更多为谋求领土扩张和资源攫取。
3. 德国战后深刻反思并实现民族和解,而日本因昭和天皇免责和美国冷战政策影响,侵略历史被淡化,右翼势力借机重塑受害者叙事。
引言:从凡尔赛体系的崩塌到极端民族主义的崛起,从德国、意大利到日本的军国主义扩张,人类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一次灾难级的世界大战。为什么战后的德国选择了深刻反思与民族和解,而日本却在历史问题上始终徘徊?在世界性经济危机、国际联盟失灵、列强博弈交织的背景下,欧洲与亚洲的战火轨迹如何彼此呼应?
本期《抉择与回响》特别邀请北京外国语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弘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商兆琦以及腾讯新闻军事主编戈昊怡,共同解析从一战到二战、从欧洲到亚洲战场的战略博弈。
本期整理编辑:段正皓
[img=1209,auto]https://inews.gtimg.com/news_bt/O_wAkocrhzk8H81Gb5H5oFjKWDgBbQYVhYx7flFgkb8xQAA/0[/img] 英国伦敦,不列颠战役纪念碑
主持人:在德国一步步走向战争的过程中,当时的欧洲大国英国和法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经常提到“绥靖政策”,它到底“绥靖”了什么?又为何会失败?
戈昊怡:希特勒抓住了一个关键时间点,即1936年。当时英国和法国不仅要应对国内的内向型危机,还要处理复杂的国际局势。此外,虽然英国和法国在莱茵兰设立了非军事区,禁止德军进入,但两国并未制定明确的反制措施。希特勒正是利用了这一时机,命令德国国防军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
而英国和法国在这时选择了沉默,向希特勒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尽管他们是一战的战胜国,但并未做好再次发动战争或对欧洲大陆其他军事变动进行干预的准备。这给了希特勒极大的启发。他先占领莱茵兰,随后吞并奥地利,并进一步提出对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领土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原本期望英、法两国能出面阻止希特勒,但慕尼黑会议却决定允许希特勒吞并苏台德地区,以此要求其不再侵略或占领其他欧洲国家领土。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希特勒并未遵守承诺,不仅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还入侵了波兰。
从客观角度看,“绥靖政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的英国和法国国内普遍厌战,认为再次发动战争不可接受。但历史往往具有讽刺性,越是试图回避战争,反而越无法阻止战争的爆发。[img=1209,auto]https://inews.gtimg.com/news_bt/OSli-Zl-IDwdk0PnM4b8-OFy6rX2AOOdVv05QLt1w8ijUAA/0[/img] 法国布列塔尼,莫比汗省的普吕维涅尔镇,二战纪念馆
主持人:几乎同一时间,日本也走上了一条相似的军国主义道路。和德国相比,日本走向战争的原因是什么?
商兆琦:日本走向战争的原因,与德国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先说相同点,德国和日本最主要的目的都是颠覆一战后的世界秩序。另外,德国和日本都是法西斯主义国家,在走向战争的过程中完成了国家的法西斯主义化。
但两国的不同点更多。首先,与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相比,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不太典型。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领导人大多是“法外狂徒”,从街头斗争中崛起,比较符合人们对法西斯的一般定义。而日本最终掌权的军政领导人大多是学历精英。另一个不同点体现在一战后两国的处境。日本是一战的战胜国,德国是战败国。日本战胜的正是德国,但日本认为在华盛顿体系的安排下自己仍然吃亏,因此走上了战争道路。第三点不同在于政治或军事领导人的精神状态。日本在二战时期特别擅长用道德外衣包装侵略行为,而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已明确表示,他要向中欧扩张,获取生存空间。
此外,日本对大陆的野心由来已久。日本是岛国,资源有限,国土狭小且人口众多——在这种地理限制下,日本若想成为大国,必然进行海外侵略扩张。离日本最近的是朝鲜半岛,越过朝鲜半岛可达中国辽东半岛,往北是西伯利亚,往南则是中国华北和华南。因此,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img=1209,auto]https://inews.gtimg.com/news_bt/OH0IUoHPEFX0vyYQhKRt6S0JRHC6ZXcdbL8gBWKpqTUSkAA/0[/img] 江苏省南京市,人们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悼念遇难同胞,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主持人:中国在这场战争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商兆琦:中国付出了非常大的牺牲,尤其是在战争初期。“七七事变”爆发后,在中国人民的英勇奋战下,经过一系列战役,成功将日军主力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从国际角度看,日本当时的侵略战略不仅限于中国,还包括更宏大的构想,例如北进攻打苏联,南下夺取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甚至计划进军中东,与纳粹德国在中东会师。正是因为中国人民的奋勇抗击,日本的这一战略构想迟迟无法实现。这从侧面证明了中国战场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的重要作用。[img=1209,auto]https://inews.gtimg.com/news_bt/Oy-Dw_fheA-n7Y6Bva7vbDPBy1l7_zu11gfBZuBUPXtywAA/0[/img]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参观“人民必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美术作品展”
主持人:德国的认罪态度良好,也实现了民族和解,但日本至今仍在祭拜甲级战犯。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商兆琦: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涉及多个方面。纽伦堡审判对纳粹德国犯下的罪行给出了“反人道罪”这一非常清晰的界定,而东京审判对甲级战犯的定罪主要为破坏和平罪和存在共谋关系——这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即这是一批人共同发动战争的罪行。
第二点最重要的问题是,发动这场战争的最高负责人、罪魁祸首昭和天皇没有被问责,甚至没有作为证人出庭。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天皇是绝对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日本又用立宪君主制的外壳将绝对君主制包装起来,其目的是使天皇始终保持至高无上的地位,且不承担政治责任;另一方面,麦克阿瑟希望利用天皇的权威服务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利用其影响力推进占领政策的实施。
此外,日本战后的战争叙事存在偏差。美军占领后,用“太平洋战争”取代了原有的“大东亚战争”称呼,但“太平洋战争”通常指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的战事。这就导致1937年起日本侵华的四年被边缘化,使得许多日本人认为战败是输给了美国,而非中国——这种认知在右翼和保守势力中尤为普遍。
战后国际秩序的发展也影响了日本对二战的态度。二战结束后不久即进入美苏冷战时期,美国通过“旧金山和约”,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日本的战争罪责,将其重新纳入西方阵营,使其成为远东地区对抗苏联和中国的桥头堡。许多战争罪责问题被美国有意地忽略,这对日本人战后的战争认识产生了深远影响,相关问题也被系统性地淡化和回避。
[img=1209,auto]https://inews.gtimg.com/news_bt/OAUOBbUCELEq63G64Ar8hd1UC9GFn0dwLOZCMQ50dQEvMAA/0[/img] 当地时间2025年6月16日,德国柏林,德国为二战波兰受害者举行纪念碑揭幕仪式
主持人:近年来,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多国崛起,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否让您联想到二战前的极端主义抬头?
王弘毅:这个问题确实非常危险,也非常重要。
目前欧洲极右翼势力的崛起主要集中在东欧,其原因有两点。第一是秩序的变迁,人们对传统价值观的丧失感到无所适从,焦虑和不安全感在全社会蔓延,这种情绪容易被反建制的政治素人所动员。第二是新自由主义危机,东欧剧变后,这些国家采纳了美国主导的“华盛顿共识”下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开放国内市场、推动跨国资本流动。但对于处于经济边缘地带的中东欧或东欧国家而言,加入欧盟后面对的是更强势的西欧资本和大型跨国公司,包括美国企业。这些外部资本大量攫取当地财富,使这些国家沦为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社会财富外流,社会不平等加剧。
[img=1209,auto]https://inews.gtimg.com/news_bt/OJnaOYdXwWEBbIUv0j4UhfGr6wXCBGW7rIxMDWxphVK_EAA/0[/img] 当地时间2024年6月10日,法国蒙彼利埃,欧洲选举结果公布,民众集会抗议法国右翼政党
主持人:在日前结束的日本国会参议院选举中,以参政党为首的极右翼势力打着“日本人优先”的旗号获得15个议席。在日本国内政治右转的驱动力是什么?这种右转模式与美国和欧洲有何不同?
戈昊怡:日本的政治极化有一个内向驱动力,这一点与欧洲存在共性,即经济失落。日本自广场协议之后,经历了长达20年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时期,导致民众对政治现状普遍不满,他们提出“东京审判是非法的”“要重回昭和时代的荣光”,试图恢复日本过去的兴盛状态。
参政党的粉墨登场,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首次有持此类政治观念的极右翼政党声势浩大地进入日本政坛,并获得广泛的社会关注。这一点特别值得警惕。
[img=1209,auto]https://inews.gtimg.com/news_bt/OQhOnrR8vntFlciSLh-lW5VgxXJO-po55pMS8hqCstWLMAA/0[/img] 当地时间2025年7月21日,日本东京,日本国会第27届参议院选举完成投票,参政党党首神谷宗币在集会上发表演讲
王弘毅:其实我们不论是审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原因,还是现在看待当前在世界各地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其实可以清晰地看到,现在新兴的这股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潮,也恰恰正处于第四次技术革命。以及跟第四次技术革命正在同频共振的,就是正在发生的国际社会权力的变迁。
我们在国际关系学也经常会说到一句话——国际权力正在朝着“东升西降”的趋势变迁。这意味着,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正在经历世界权力的又一次转移,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值得人类保持高度警惕。一些极端政治人物以及极端政治体制的出现,都可能给整个地区跟世界和平带来威胁。
商兆琦:在国际关系领域有两种观点是最有影响的,一个是现实主义的,一个是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认为“权力即正义(Might is right)”,谁拳头大谁就有道理。而理想主义,倾向于认为“正义即权力(Right is might)”,正义必胜。
站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之上,我们客观去看,这两种理论其实都是有缺陷的。那么在一个国家实力发展、开展国际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持有什么样的理念?答案可能是两相结合的,即“有正义的权力(Might with right)”。而我们行使一切所追求的最大利益,仍是“和平”——和平在道德价值上毫无疑问是占据高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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