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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华麟|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
<hr/>前言
图尔西·加巴德5月宣布辞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职务。她在辞职信中说,丈夫亚伯拉罕·威廉姆斯最近被诊断出一种极为罕见的骨癌,她希望把更多时间留给家庭。她原本计划6月30日离任。特朗普随后也公开表示,加巴德工作表现很好,但她现在需要陪伴丈夫治疗。
图为Tulsi Gabbard 图尓西加巴德,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图片来源Fox9
这个看似完美的理由却无法掸去加巴德政治人设与特朗普施政路线的阴霾。虽然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都经历过类似的内阁和高级幕僚调整。特朗普自己的第一任期更是以高频人事更替著称。
但加巴德的情况仍然具有非常强的象征性意义。她曾代表夏威夷第二选区担任国会议员,任期从2013年到2021年。她也曾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2016年民主党初选期间,她辞去这一职务,转而支持伯尼·桑德斯。2020年,她又参加民主党总统初选。
加巴德还有军旅背景。她加入过夏威夷国民警卫队,曾赴伊拉克服役,后来继续在美军预备役系统任职。她在国会期间长期关注军事和外交议题,也多次批评美国海外军事干预。2020年参加民主党初选时,她最突出的政治标签之一,就是反对美国继续卷入所谓“政权更迭战争”。
这段经历使她后来进入特朗普团队时显得很特别。她原本属于民主党体系,后来与民主党建制越走越远。2022年,她选战焦灼的时候公开宣布离开民主党,批评民主党已经被一批精英化、好战的政治力量控制。之后,她转向保守派阵营,并最终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出任国家情报总监。
二、特朗普为什么需要加巴德
特朗普在2024年能够重新赢得白宫,靠的不是传统共和党基本盘本身。他吸纳了许多不同来源的不满。有人因为移民问题支持他,有人因为文化议题支持他,有人反感民主党建制,有人不满华盛顿官僚体系,也有人相信美国不应继续投入海外战争。加巴德进入特朗普政府,正好可以说明这个联盟曾经有多宽。
对特朗普来说,加巴德有一种特殊用途。她的存在可以向外界说明,特朗普阵营不只是共和党保守派的集合,也能吸纳前民主党人、退伍军人、反干预主义者和对华盛顿政治失望的人。她的加入,让特朗普2024年的胜利看起来更像一次跨越党派边界的反建制集结,而不只是共和党选民的回归。
图为加巴德与特朗普,图片来源为CNN
这也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的一个重要政治叙事。他希望证明,自己已经不只是共和党内部的强势人物,而是一个能够重新组织美国政治版图的人。加巴德、肯尼迪家族的部分成员、硅谷技术派人士、传统共和党保守派和MAGA运动人物,都可以被放进这个大叙事中。它的共同语言不是某一套完整的政策纲领,而是对拜登政府、民主党建制、自由派文化和华盛顿官僚体系的不满。
进入第二任期后,情况变得更复杂。特朗普政府面对的是伊朗、以色列、乌克兰、委内瑞拉、情报评估、FISA续授权和美国国内选举安全等具体议题。反干预主义在竞选中是一种清晰姿态,到了执政中却必须变成具体政策。政府到底是减少介入,还是通过强硬姿态制造威慑?情报机构到底是保持专业独立,还是更直接服务于总统的政治目标?这些问题会让特朗普联盟内部出现不同答案。
三、从加巴德到普尔特
在加巴德正式宣布离职前,她在白宫内部举步维艰就已经被媒体捕捉到了。
例如,加巴德在3月的国会听证中没有完全保持与白宫的统一口径,呈现了一份稍有不同的关于伊朗威胁的政治说法。路透社报道,她曾公开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战争中的目标并不完全相同:以色列更关注削弱伊朗领导层,而特朗普政府的重点是摧毁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和海军。这个表态本身不算反对特朗普,但它把美国和以色列目标区分开来,与白宫当时更强硬、更简化的战争叙事存在距离。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她离开后的安排。加巴德原本计划6月30日离任,但特朗普后来将她的离任时间提前。随后,特朗普让比尔·普尔特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普尔特此前担任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是特朗普的忠诚盟友。他的主要履历在住房金融和监管领域,而不是国家安全或情报工作。
国家情报总监不是一个普通职位。这个职位负责统筹美国情报共同体,涉及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等18个机构。它同时也是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土安全委员会在情报事务上的主要顾问。这个职位处理的问题包括战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外国干预、选举安全和重大国家安全威胁判断。因此,谁来担任国家情报总监,不只是一次普通人事安排。
图左为加巴德,图右为其继任者,比尔普尔特,兼任联邦住宅金融局局长, 图片来源为Axios
普尔特接任后引发争议,原因也在这里。美国媒体报道说,他上任后要求获得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员工名单,以评估可能的裁员。此前,加巴德任内已经大幅削减了这个办公室的人员规模。特朗普也希望继续压缩情报系统。对特朗普支持者来说,这可以被解释为削减臃肿官僚体系。对批评者来说,这会削弱情报机构的专业性,也会让情报系统更容易受到政治压力影响。
普尔特本人也不是一个没有政治记录的“临时替代者”。在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之前,他已经在特朗普政府中扮演过非常主动的角色。作为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他掌握的是住房金融监管权,原本主要负责监督房利美、房地美和住房金融市场。但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中,他多次把这个位置变成攻击独立机构和政治对手的工具。
最典型的例子,是他针对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的指控。普尔特曾指控库克在房贷文件中存在欺诈问题,称她把不同房产都列为主要住所,以获得更有利的贷款条件。库克否认相关指控,并表示自己不会因为社交媒体上的问题而被迫辞职。随后,特朗普公开要求库克辞职,并试图将其解职。这个案件后来进入司法程序,也成为美国政治中关于总统能否干预美联储独立性的一个重要案例。(更多信息请阅读特朗普再引“战火”:25亿美元的泥潭,鲍威尔能否脱困?)
普尔特也曾参与针对时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政治攻势。2025年,围绕美联储总部翻修项目,特朗普阵营批评鲍威尔在国会作证时没有如实说明工程细节。普尔特在社交媒体上指责鲍威尔的证词具有欺骗性,并认为这足以构成“因故免职”的理由。他还要求国会调查鲍威尔。后来,司法部一度围绕鲍威尔证词展开调查,但案件最终被放弃。(更多信息请阅读特朗普罢免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一场对联储独立性的挑战)
这些经历说明,普尔特不是普通的技术官僚。他更像是特朗普政府中一种新型执行者:他有正式行政职位,有监管权,有获取资料和发起调查的能力,也愿意把这些能力用于总统的政治目标。在美联储问题上,他扮演的是冲锋角色;在国家情报总监职位上,他获得的是更敏感的机构入口。
正因为如此,从加巴德到普尔特的变化才值得单独分析。加巴德代表的是特朗普2024联盟的广度。她的履历可以说明,特朗普能够吸纳共和党之外的不满者。普尔特代表的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执行逻辑。他不需要展示跨党派吸引力,也不需要提供外交和国家安全领域的专业资历。他的优势在于,他已经证明自己愿意在制度边界上替特朗普推进政治攻势。
四、联盟变宽以后,执政开始变窄
加巴德的离任,也显示出特朗普第二任期团队内部的一种脆弱性。美伊冲突升级之后,这种脆弱性被进一步放大。对特朗普而言,国家安全议题既可以用来强化总统权威,也可能迅速撕开其联盟内部原本被遮蔽的分歧。反战派不愿美国继续卷入外部战争,国家安全鹰派则要求白宫展示更强硬的姿态;传统共和党人关心制度稳定和外交信誉,MAGA忠诚派更重视总统个人意志能否穿透行政体系。加巴德的困难,就发生在这些力量交汇的位置上。
因此,她的离任不应被简单理解为一次个人辞职,也不宜被夸张成特朗普联盟已经瓦解。更准确地说,它说明特朗普2024年的选举联盟正在经历执政阶段的重新筛选。竞选时,一个人可以因为象征“联盟更宽”而被放在显眼位置;执政时,白宫更关心的是谁能在具体政策、机构重组和政治动员中保持同步。加巴德曾帮助特朗普说明,他的政治吸引力已经超出传统共和党边界。但当国家安全、情报机构和中期选举成为更紧迫的任务时,她的象征价值就不再是白宫最优先考虑的东西。
从加巴德个人而言,她未必因此失去未来。相反,她仍然保留着某种政治弹性。她有民主党出身,有军旅背景,也有反干预主义标签;她与特朗普政府合作过,却尚未完全变成一个只能在MAGA内部运转的人物。她没有留下难以摆脱的重大执政污点,也没有把自己的政治身份彻底锁死在某一个派系之中。对于一位仍然年轻、仍有全国知名度的政治人物来说,这是一种不小的资产。
特朗普第二任期真正值得观察的,也正在这里。它不是简单地混乱,也不是单纯地强大。它一方面能够不断吸纳不同来源的不满,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执政中把这些不满转化为可执行的政策和可控制的机构。加巴德的离开提醒人们,赢得选举所需要的联盟广度,和治理国家所需要的执行一致性,并不是同一回事。未来两年,特朗普政府面临的难题,或许不只是如何击败民主党,而是如何处理自己联盟内部那些原本被胜利暂时掩盖的差异。
|本文首发于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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