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孩子哭闹的时候用平板电脑让他们安静下来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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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家、作家苏珊·林，她致力于研究媒体和商业营销对儿童的影响。资料图

很久以前，二十岁出头的苏珊·林（Susan Linn）成为了一名幼儿园老师。近距离观察小孩子如何利用手头的玩具自得其乐总是令她惊叹。比如有一次，她看到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在玩过家家，其中一个孩子对另一个说：“亲爱的，请给我一杯金汤力。”如今谈起这个故事，林依然有些忍俊不禁，“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了解到孩子会创造幻想游戏，而且他们的游戏是根植于他们的生活的。我完全可以想象，那个孩子的家长在回家时会说这样的话”。

让林在美国儿童教育界声名鹊起的，是她高超的腹语表演能力。她曾在美国电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儿童节目之一《罗杰斯先生的社区》（Mister Rogers' Neighborhood）中创作并表演“奥黛丽鸭”等木偶角色，她因将木偶作为儿童治疗工具而享有国际声誉。她在波士顿儿童医院和儿童艾滋病项目中开创了这项工作，利用木偶帮助儿童应对疾病、住院、死亡、失落及其他人生挑战。
一个生重病住院的小男孩曾和林的奥黛丽鸭玩得不亦乐乎。有天晚上，男孩的妈妈回家了，第二天回到病房，男孩对妈妈说，妈妈你知道吗，奥黛丽鸭很生气，因为她的妈妈回家了。孩童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玩具身上，通过游戏表达自我、在一个看似失控的世界中获得某种掌控感的能力，令林印象深刻。
上述经历塑造了她长期倡导的理念——创造性游戏、情感发展和儿童自主性的重要性。这些经历也深刻影响了她后来对儿童商业化与媒体环境的批判研究。
尽管儿童的心性和成长规律千百年来始终如一，但让儿童自由玩耍的环境自林第一次在幼儿园观察孩子玩过家家游戏至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即使是非常年幼的孩子都长时间沉浸在充满屏幕的环境里。许多家长已经无比习惯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让哭闹的孩子安静下来，相信这些电子产品能让孩子高兴或学点什么，也能让自己从本就繁忙的生活中获得片刻喘息。
2026年4月，苏珊·林的新书《屏幕前的童年：科技产品、商业主义与我们的孩子》中译本出版。书中，林揭示了大型科技公司如何伪装成照料者，培养儿童对它们的情感依赖，利用心理学知识捕捉并利用儿童的弱点，把他们培养成消费者，并始终将儿童视为重要利润来源。林认为，这带来的人性与社会代价难以估量。当这些公司成为孩子的“抚养者”，它们用屏幕时间取代游戏，用与智能设备的连接取代亲子纽带。在这一过程中，孩子被剥夺了创造力、问题解决能力，以及理解并应对复杂生活的基础。
林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她并不反对技术，事实上她赞赏技术连接人、打开新经验的能力。但她认为，如今大型科技公司已无异于极其高效的广告公司，而身为社会中最年幼、弱势的群体，儿童正在被这些公司剥削。她主张禁止那种尤具侵入性的定向广告商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科技公司收集数据，并根据未成年用户的个体特征精准投放广告。
林的女儿有一个三岁的女儿，第二个孩子也即将出生。林住得离女儿家很近，经常开车去探望小外孙女。目睹女儿平衡工作和育儿的种种努力，林对当下年轻家长面临的巨大挑战充满了同情。她注意到，女儿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妈妈，在孩子2岁前都没让她看过电视或视频。但女儿的工作让她手机不离手，林暗暗担忧，当外孙女和另一个即将出世的孩子长大些，观察到自己的妈妈注意力总是放在手机上，他们是否会被不自觉地引导着依赖数码产品，并因此失去体验创造或探索世界的机会？
林表示，商业化的、屏幕前的童年是一个需要集体行动的社会问题，社会变革难以一蹴而就，但父母确实有一些可以立刻采取的行动，比如家中划出“无屏幕时间”，与其他家长形成同盟，尽量推迟孩子使用智能手机的年龄。“创造能力，以及从创造中获得的快乐与满足感，正是孩子在完全以屏幕和技术为主导的世界中最容易被剥夺的东西之一。”

澳大利亚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图为一个10岁的澳大利亚女孩在使用平板电脑。视觉中国  图

针对儿童的成瘾科技产品是当今家长的一大挑战

南方周末：《屏幕前的童年》撰写于新冠疫情暴发之时，那是居家隔离和在家办公让家长不得不重新调整育儿方法、重新思考与子女的关系的时期。新冠疫情对你写作本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苏珊·林：我对商业力量影响儿童的担忧由来已久，这实际上是我围绕这一议题写的第三本书了。促使我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的变化：从最初iPad、iPhone的推出，到各种数字技术变得越来越便携、越来越无处不在。与此同时，媒体和科技公司几乎不受监管，能够直接瞄准儿童。这极大强化了企业对儿童的利益攫取，也让企业比电视时代更直接地进入儿童生活，因为这些技术是私人化的，而且看起来还是互动式的。
传播技术正变得越来越强大，而对儿童生活进行广告化、商业化本身又是极其赚钱的产业。至少在美国，几乎没有什么监管措施能够阻止这一切发生。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新冠疫情当然让父母和学校更加依赖技术，也让越来越多的孩子养成习惯，把技术作为娱乐乃至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但问题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存在。可以说，疫情只是加剧了那些原本就存在的问题。
南方周末：数十年来，你一直在和儿童打交道，从事儿童相关的心理学研究。根据你的观察，20世纪下半叶至今儿童的境遇发生了哪些变化？
苏珊·林：发生变化的核心，在于技术的力量和吸引力不断增强。变化其实始于20世纪下半叶，那时电视越来越普及，人们开始担心电视对儿童的影响，也有研究显示，即便在那个阶段，过多屏幕时间对儿童发展并无益处。
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数字技术发生了转变，而且变得越来越强大。与此同时，在美国，儿童被发现是一个可以独立于成人、极具利润空间的消费市场。于是，两种力量结合在了一起：一方面，是高度诱人的技术——它们被专门设计出来，目的就是尽可能长时间地吸引我们和孩子停留其中；另一方面，这些技术背后是广告和营销驱动的商业模式。再加上企业面向儿童的营销几乎没有监管，或者说监管极其有限，这就是变化发生的原因。
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出现，尤其是近几年的爆发，又出现了新的情况。现在市场上有各种能够和孩子对话的AI玩具，这非常值得警惕，也是全新的挑战，而且问题重重。首先，它可能干扰儿童与父母和照料者之间的关系。其次，孩子可能会对这些聊天机器人产生强烈依恋。实际上，它们往往被包装在非常讨喜、可爱的毛绒玩具中，以一种拟人化形态出现。与此同时，还有儿童隐私的问题。
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这种会“说话”的聊天机器人会削弱孩子运用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机会。过去，孩子如果希望玩具会说话，需要自己替玩具发声，是孩子赋予玩具生命，而现在不再如此。孩子因此被剥夺了一种极其重要的创造性实践机会。这些玩具被营销为具有教育功能，同时也是孩子的“陪伴者”，因此不少父母会觉得它们有益于孩子成长。但事实上，并没有研究证明这些产品真的对儿童发展有益。
南方周末：在过去数十年里，电视机、电子游戏、智能手机、社交网络、人工智能一个个出现在儿童的生活里，或许每一代父母都会觉得自己面临的育儿难题是“全新”的。在你看来，当下的父母和过去的父母相比，有哪些全新的挑战？
苏珊·林：如今父母面临的挑战在于，让年幼儿童接触这些技术已经被常态化了，而这些技术本身就是被设计成会上瘾的，它们的目的就是尽可能长时间抓住我们的注意力。面对由数十亿美元公司打造出来的技术体系，一个个体家庭其实很难独自面对。
我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情况，但在美国，即便是面向很小孩子的学校，也开始采用这些技术，孩子们白天在学校使用，回家晚上继续使用。这样算下来，他们把惊人数量的时间花在了这些大型公司构建的系统里，而这些公司实际上并不真正关心儿童的福祉。
传统上，对孩子影响最大、最重要的人，是认识他们的人——父母、社区、学校。但现在，最有影响力的却变成了这些技术的设计者和营销者。至少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卖给孩子的科技产品对他们施加了过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处境，也让许多父母感到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
与此同时——我还是以美国为例——今天的父母承受着很大压力。许多人要打不止一份工，或者双职工家庭已成常态。因此，如果有一个设备能让孩子安静待上几个小时，而且看起来似乎还“有教育意义”，对父母来说简直像一种礼物。
但问题在于，越来越多证据表明，长时间接触屏幕对儿童并无益处，甚至可能有害。尤其对婴幼儿而言，没有证据显示屏幕时间有任何好处。可如果你上网看，会发现大量科技产品都被包装成教育产品来营销，尽管并没有证据证明它们真有这样的效果。
这个问题从婴儿时期就开始了，并一路延续到青少年阶段，因为这些技术实在太容易让人上瘾，也太有吸引力了。它们的诱惑力对所有人都存在，我们每个人都会被屏幕吸引，我自己也不例外。父母自己也常常沉迷于电子设备。孩子看到的，是父母总在看手机、盯着屏幕，于是这也被正常化了，仿佛这就是人们应有的生活方式，甚至成为一种被模仿、被向往的状态。

美国科罗拉多州路易斯维尔的一所幼儿园里，6岁的海莉·阿姆斯特朗在学校图书馆观看关于数字足迹的短视频后，抬头对着图书管理员微笑。视觉中国  图

在屏幕前度过童年的危害

南方周末：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科技公司并不在意儿童在他们最为关键的发展阶段如何更好地成长，它们唯一关心的是让儿童在线时间越长越好，由此产生的利润越高越好。关于沉迷数码产品和社交媒体的危害，大多数成年人都有模模糊糊的概念，你能为还没有读过这本书的读者介绍一下，为什么沉浸于数字化、商业化的文化中对儿童是有害的吗？
苏珊·林：危害会持续存在，但会随着孩子的成长阶段而有所变化。我个人最关注的是非常年幼的孩子——婴儿、学步儿童以及学龄前儿童。现有研究表明，让这一阶段的孩子每天长时间沉浸在屏幕中，会对语言发展造成问题。例如，这些设备的营销常常宣称它们可以教语言，但研究显示，婴幼儿在语言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其实无法从机器中学习语言。他们必须通过与人的关系互动来习得语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另一个风险是，过多的屏幕时间还可能导致孩子在学校表现不佳，同时它还会挤占那些已被证明对儿童发展有益的活动时间。我们当然知道孩子需要什么才能健康成长：充足的食物、住房和医疗照护，这些是基础。但研究也告诉我们，孩子同样需要时间、空间与安静，去用所有感官探索世界，进行动手的、创造性的、主动的游戏。
创造性游戏是学习、创造力、问题解决能力，以及理解并应对复杂生活的基础。而当孩子被大量交给科技公司所设计的数字环境时，他们就会失去这些关键的发展机会。
对于年龄较大的孩子来说，确实有可能利用技术进行一些创造性的活动，他们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社交媒体上。首先是匿名性，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隐藏身份，发布各种伤人的言论，因此他们在行为上更缺乏约束。
其次，社交媒体呈现的并不是完整的生活，而是经过筛选、编辑后的内容。人们只会选择性地发布自己生活中最好的一面。因此，线上看到的往往是一种被精心拣选过的生活形象，这很容易引发嫉妒感。尤其是在女孩中，这种比较可能带来强烈的不安全感和自我否定。因为在社交媒体上，人们可以通过滤镜、修图等方式改变自己的外貌、强化所谓的美感，这进一步加剧了“我不够好”“我不够漂亮”“我不够受欢迎”等感受。
所以问题会随着年龄阶段不同而变化。但我也想强调，我并不是反技术的人，毕竟我现在就在用技术和你进行跨越数千英里的对话，这本身几乎是一个奇迹。问题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其背后的商业模式：这种不断争夺我们注意力的机制，这种持续不断的“注意力驱动”，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南方周末：“创造性玩耍对孩子的发展至关重要”，书中的这个观点令人印象深刻。你提出很多时候对幼儿来说安静独处，任由他们自得其乐很重要。能再展开谈谈这个观点么？
苏珊·林：我曾经去过一间幼儿课室，里面摆满了会发声的玩具。整个空间充满噪音，以至于几乎无法思考。我们需要某种程度的安静，这样才能行动，而不仅仅是反应。如果我们始终被刺激和噪音包围，我们只是在被动回应外界，而无法主动发起行动或进行自我表达。因此，安静的时间对婴儿是重要的，这甚至是他们开始区分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基础。
婴儿出生时，他们的动作并不具有明确目的。随后，在某个时刻，他们会做出一个动作，而周围的大人能够意识到：这个动作是婴儿有意为之的，是有意图的。于是婴儿做出某个手势，大人可能会自然地靠近他们、亲吻他们或微笑回应。这种温暖的反馈，是婴儿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能够在世界中“创造出好的影响”。
但如果婴儿始终被刺激包围，或者总是面对屏幕，他们就无法获得这种“我可以有意做一件事，并且它会产生积极结果”的体验。而这恰恰是儿童早期形成自我效能感的起点，即相信自己拥有能够创造和改变世界的能力。在一个有足够支持性的环境中，如果孩子不总是被那些“什么都替他们完成”的玩具包围，那么创造性游戏就会自然发生。这是一种在足够好的环境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能力。
通过游戏，孩子学会尝试不同角色，进行各种实验性的想象活动。他们可以假装成为任何东西。他们会意识到：不需要按一个按钮让车子移动，他们可以自己推动玩具车，也可以用自己的声音去模拟消防车的声音。创造能力，以及从创造中获得的快乐与满足感，正是孩子在完全以屏幕和技术为主导的世界中最容易被剥夺的东西之一。

电影《芭比》剧照。资料图

“《芭比》是女性主义电影”的观点荒谬至极

南方周末：我的观察是，营销手段花样翻新，成人和儿童一样都很容易被俘获。你在书中提到了宝可梦，在2025年，中国公司泡泡玛特把“盲盒”这一营销手段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周围的成年人甚至比儿童更狂热地收集像LABUBU这样的毛绒玩具。在成人都难以抗拒引诱的情况下，我们要如何帮助儿童抵御消费主义的影响呢？
苏珊·林：我认为首先必须对这些公司进行监管。它们不应该继续不公平地针对儿童，因为儿童并不具备足够的认知能力去抵御这些影响。正如你说的，连成年人都会受到诱导，更不用说孩子。因此，我们迫切需要规范，甚至阻止企业针对儿童的营销方式。
在美国，几乎所有儿童电视节目——以及如今孩子们在手机、iPad上观看的大量视频内容——都在为玩具营销服务。节目中的主要角色会出现在食品包装上、毛绒玩具上、童装上。如果孩子从小成长在这样一种文化里，而且这种商业信息没有任何“刹车机制”，那就很难鼓励他们抵抗消费主义和消费主义信息。
所以，首先必须是公司停止现在的做法。与此同时，教师、图书馆员、社工，以及所有与家长和孩子打交道的人，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其中一点，就是从孩子出生前就开始教育父母，让他们更了解儿童真正需要什么，也了解这些技术可能带来的伤害，以及除了屏幕之外还有哪些替代方式。
但这需要整个社会协同努力。也正因为如此，二十多年前，我和一些同事创办了今天名为“公平游戏”（Fairplay）的组织，这是一个倡导“无商业化童年”的运动。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个社会正义议题。比如在西方社会，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花在屏幕上的时间往往比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更多。因此，必须有制度来规范针对儿童的营销。
与此同时，由于社会变革需要很长时间，家长仍然需要更多关于儿童发展的教育，了解我们已经知道的关于儿童真实需求的知识。家长、教师以及所有与儿童相关的成年人也都需要理解这些潜在风险，并尽可能鼓励父母少依赖占领孩子注意力的屏幕和技术，而更多回到那些传统玩具上。我是指那些没有太多电子功能、不会闪光发声的玩具，恰恰是这样的玩具真正有益于儿童。而且不仅如此，从长远看，它们其实更能持续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南方周末：比如乐高。
苏珊·林：没错。积木类玩具、动物毛绒玩具或玩偶都可以。
南方周末：书中的一个有趣细节是你对芭比娃娃的批评，你认为它让女孩对女性的认知出现偏差。我很好奇你怎么看2023年的大热电影《芭比》？很多评论者认为，这部电影翻新了芭比的陈旧内核，让芭比成为了当下女性主义的象征。
苏珊·林：这个观点很荒谬，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会那样说。那种说法不只在中国存在，美国也有人这么讲。我认为，芭比强化的首先是一种关于女性外貌的虚假想象，那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身体形象。与此同时，芭比的核心其实还围绕着物质主义：关注的是她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要为派对买更多衣服，还有发型、装扮这些东西。而芭比往往是给非常年幼的孩子玩的。学龄前儿童甚至学步儿童可能会从中形成一种关于成年女性的认知：女人就应该长成那个样子，那才是女性应有的样貌。
我看过那部电影，我觉得它是一部有娱乐性的电影。但要把芭比包装成女性主义偶像——考虑到她的形象以及她所代表的消费主义意义——我觉得这很荒谬。那只是电影创作者希望观众相信的事。而且，这部电影还伴随着一系列玩具销售，本质上不过是卖出更多芭比娃娃的一种方式。
南方周末：那么，对那些不想把性别偏见灌输给孩子的家长，你有什么建议？
苏珊·林：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于你如何作为一个成年人存在于世界中。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会从你身上学习“成年人是什么样子”。所以，你如何生活，本身就很重要。如果你传递给孩子的信息是“女性没有男性聪明”，如果你以这种方式生活，孩子一定会感受到并吸收这一点。
你可能会很早发现，孩子确实更偏爱传统上与其性别相对应的玩具。如果是这样，也完全没问题。关键是你给了孩子丰富的选择，而孩子可以自主作出选择。只要他们的表达方式没有伤害别人、没有暴力倾向，在合理范围内，孩子被什么吸引，就应该可以玩什么。
这是帮助孩子摆脱关于女性和女孩刻板印象的一种方式：首先为他们提供不同于传统性别模式的榜样；同时确保他们拥有多样化的游戏机会。比如，如果是女孩，可以让她们搭积木、造东西，也可以玩汽车，如果她们愿意的话。她们也可能不感兴趣，那也没关系。同样，你也可以给男孩毛绒玩具或者玩偶，让他们体验照料和关怀游戏。他们也可能选择不玩，这也没有问题。
另外，如果能找到一些跳脱传统性别角色叙述的童书，那会非常有力量，也很有帮助。

泡泡玛特LABUBU公仔挂件。视觉中国  图

过早接触AI妨碍孩子形成批判性思考能力和专注力

南方周末：我也想请你谈谈你对人工智能的看法。过去两三年时间里，人工智能的发展突飞猛进，关于它将如何颠覆人类社会有诸多预测，也有很多人认为，我们需要全面改革教育制度，让下一代人能与人工智能共存。我们需要尽早教会孩子使用人工智能吗？在很小的年纪就暴露在人工智能的环境中对孩子的认知能力会有怎样的影响？
苏珊·林：回到我们已经知道的儿童健康成长所需要的东西：创造性游戏的机会，以及调动全部感官去探索世界的机会。我对人工智能与幼儿关系的担忧在于，它可能剥夺孩子这些机会。我刚刚提到那些新型AI玩具，它们功能强大，被设计成孩子的“陪伴者”。首先，正如我说过的，这涉及隐私问题；其次，它们也会剥夺孩子进行创造性游戏的机会。同时，它们还可能减少孩子与爱他们的成年人互动的机会，等孩子长大一些，也可能削弱他们与其他儿童互动的机会。
说到底，我对AI的担忧，很大程度上在于：是谁掌控它。现在有一股很强的趋势，想把AI引入幼儿教育课堂。但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与自然建立联系、与真实的人建立联系，并通过全部感官探索世界。如果AI不是在提供这些机会，而是在剥夺这些机会，那我认为这是个问题。我不认为AI应该出现在幼儿课堂中。
对于年龄更大的孩子，我对AI的担忧则在于，它会不会替孩子完成太多事情，以至于妨碍他们形成批判性思考能力，或者妨碍他们在面对困难任务时培养坚持和专注的能力。而这些，恰恰是人在童年阶段需要学习的重要品质。如果AI可以帮他们写文章、替他们完成各种任务，那么它实际上拿走了孩子成长过程中一些非常重要的过程；而这些过程，本来正是他们成长为健康、有创造力的成年人所必需的。
南方周末：我对人工智能最大的忧虑是，它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就是学习很容易，但其实真正学会点什么从来就不容易。
苏珊·林：数字技术的发展速度太快了，而且它们往往炫目诱人，总给人一种“一键解决问题”的幻觉。但生活里有许多事情并不存在快速解决方案。孩子需要有机会去经历这些，也需要体验为了完成困难的事情而持续努力的过程。我最担心的，其实还是人工智能正在被用于从儿童身上牟利，而并没有真正从“什么对儿童最好”出发去思考。
南方周末：澳大利亚和英国已经出台了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法规。你怎么看社交媒体禁令？
苏珊·林：我想说，这类限制其实施加错了对象。真正需要被限制的，是公司——要限制的是它们如何瞄准儿童，甚至是否应该瞄准儿童。如果公司一边竭尽全力把十一二岁的孩子拉到线上，一边立法却只是规定孩子16岁之前不能上网或不能使用社交媒体，但并没有阻止公司针对更小年龄儿童进行营销，我不认为这能成为完整的解决方案。
必须两方面同时推进：一方面要教育家长，另一方面要监管公司，尤其是它们面向年幼儿童的营销方式。我不知道澳大利亚将如何执行他们刚通过的那项法律。我赞赏他们意识到了问题的危害。但我认为，更应该被针对和监管的，其实是这些公司——甚至比它们试图触及的受众更应该成为监管重点。

普及化的AI已经渗入青少年的生活。视觉中国  图

“如何创造无屏幕童年”

南方周末：有中国家长告诉我，进入小学后孩子就很难有和同龄人玩耍的时间了。因为放学后家长往往会开车来接孩子，除了回家做作业之外还要参加各种课外活动，更重要的是，如今的家长害怕家庭外的风险，很难放心让自己的孩子独自行动。不知道美国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要如何改变这个局面？
苏珊·林：这种情况在美国绝对存在。制造恐惧本身是有利可图的。比如，家长总担心陌生人绑架孩子，但事实上，陌生人绑架案件的发生率在过去三十年几乎没有变化，并没有比几十年前更严重。只是媒体总会聚焦那些刺激、可怕的事件，让人误以为这种风险大幅增加了。当然，有些社区确实比其他社区更危险，这一点是真实存在的。但这种恐惧在美国几乎是普遍的，它跨越阶层。
与此同时，还有一种观念认为孩子必须时时刻刻上课、参加活动，好像他们不能自己安排时间。这实际上可能培养出一种不知道如何独处、不知道如何自我安排的孩子，只有处在被组织起来的结构化环境里，他们才知道做什么，而这本身也是问题。
我不断听到父母担忧孩子没有时间和同龄人玩耍。下一步——虽然并不容易——是找到有相同担忧的其他家长，然后作为一个社区、一个家长群体共同作出决定，确保孩子有时间一起玩；或者从学校、班级层面，把这件事作为优先事项来推动。令人遗憾的是，几十年前这本来是一件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事，放学后，孩子们就是会一起玩。
南方周末：没错，这就是我小时候的情况，放学后就和朋友一起玩。
苏珊·林：而你不也成长得很好吗？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归根结底，这需要父母自己作出判断。至少在美国，我们不可能通过立法规定父母不能给孩子安排课后活动。真正能做的是，让学校和家长意识到游戏时间的重要性——无论是孩子独自玩耍，还是与同龄人一起玩。但这需要一些处在教育者位置上的人主动和家长沟通，把这件事视为重要议题，并帮助、鼓励父母作出不同的选择。
而且，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美国，也不仅仅是孩子放学后失去了玩耍时间。现在很多学前教育课堂也越来越强调学业训练，而不是给孩子玩耍的机会，这同样是问题所在。
美国家长也常常担心，如果不很早教孩子识字，孩子将来就学不好。但并没有证据表明，更早开始识字训练，会让孩子到九岁时阅读能力更强。比如在芬兰，孩子通常到七八岁才开始在学校正式学习阅读。我觉得这其实很有道理。
这并不是说孩子不能更早接触阅读，他们当然可以。我认为给孩子读书、尽可能让他们接触书籍，是非常重要的。但令人担忧的是，幼年阶段这种不断被强化的学业导向，而且这种趋势已经持续很久了。问题在于，这并不是孩子真正需要的东西。
南方周末：你强调了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家长为自己的失职感到内疚，而是要让读者意识到反抗商业化的童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鉴于社会范围内的变革很难一蹴而就，家长可以从哪些个体行动入手呢？
苏珊·林：在我给家长做演讲时，我常说，社会变革需要时间，但父母确实有一些可以立刻采取的行动。
其中一点是，不要让婴儿和学步儿童主动接触屏幕。比如在两岁甚至三岁之前，不要主动把屏幕或手机交给他们。父母在孩子非常早期的阶段，其实是最有控制力的。如果孩子从小一哭就被递上手机安抚，如果他们被训练用技术来让自己平静、获得娱乐，如果他们从出生起就被引导这样做，那么他们甚至不会有机会体验创造或探索世界的过程，不会有“主动发起行为”而不是“被动反应”的经验。因此，父母能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尽可能延后让孩子接触技术的时间。
当然有一个例外，我认为可能是可以接受的，那就是和远方的祖父母进行视频通话，我理解这种需求。但这和另一种情况完全不同，比如孩子哭闹时就递给他们手机用来安抚，或者在他们感到无聊时直接用屏幕来填补，而不给他们机会自己去找事情做。
因此，我认为父母可以做的一件事是，在家庭内部划出“无屏幕时间”。比如有些家庭会选择在周末的一段时间内，全家人都不使用屏幕，或者设立无屏幕用餐时间。这些都是父母可以做到的。同时，父母也需要反思自己的使用习惯。如果父母自己总是离不开手机，孩子自然也会模仿这种行为。
这确实很困难，这是一个社会性问题，而改变社会本身就是缓慢而艰难的过程。因此，当父母只能独自面对时，他们可以尽量限制年幼孩子接触屏幕的时间，并与其他家长讨论这个问题，看看是否能形成一个有共同担忧的家长社群。因为对父母来说，一个很大的挑战在于：当孩子进入学校，而他们的朋友都有手机时，孩子会面临很强的同伴压力。这也会引发一系列问题，让父母重新面对自己童年时被排除在外的经历。
在美国，有一个组织叫“等到八年级再用手机”（Wait Until 8th），它主张孩子在八年级之前不要使用智能手机。这个组织鼓励家长彼此组成小组、相互沟通，这样孩子就不会成为“唯一没有手机的那个”。因为要独自坚持这种选择是很困难的。
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做法是：尽可能让自己先充分了解这些问题，然后找到比较好的方式去教育其他家长。而且，这种意识需要尽早开始，甚至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应该介入。当孕妇或准父母去看医生时，诊所就应该提供相关信息，比如孩子真正需要什么来进行游戏和健康成长，人际互动的重要性，以及创造性游戏的重要性。哪怕只是一些海报或简单提示，也能至少让父母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南方周末记者 林子人
责编 黎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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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很长，营养很丰富。不知道，在中国有几个家长能够读得下来，听得进去。反正我身边的很多家长都是听不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