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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两年,当我和朋友聊孩子的话题,我发现家长们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以前聊的是成绩,上什么兴趣班,中考要考哪几所学校。现在,对话慢慢变了——开始聊孩子最近状态不太好、不想去学校、被诊断出抑郁症。最后,话题常常以这样一声叹息结尾:“算了,升学不重要,孩子健康快乐就好。”
同样的情况在其他国家也存在,青少年心理健康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
2025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2024)》,检出青少年抑郁症状检出率达15%-25%。
美国药物滥用和心理健康服务管理局(SAMHSA)也指出,估计每5名青年中就有1人患有可诊断的心理、情绪或行为障碍。
虽然家长也在改变,更懂得尊重孩子的情绪,接纳心理咨询,但正如美国心理学家阿比盖尔·谢里尔(Abigail Shrier)在她《被错用的心理治疗: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无法长大成人》书中所问:
为什么对心理障碍的认知、检测、诊断和治疗大幅扩张,孩子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却在不断恶化?
为什么第一代不打孩子的家长,培养出第一代宣称自己不想要孩子的人?
为什么在温和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成为有史以来最孤独、最焦虑、最压抑、最悲观、最无助和最恐惧的一代人?
面对这样的问题,相信很多人会有和我一样的心情,想要反驳,想要以更科学的态度认同心理健康问题作为社会的进步,应该被正视,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内心,充满了类似的困惑与不解。
《被错用的心理治疗》是一本反思美国青少年心理治疗过度的书,里面谈论的问题也比我们在本国看到的情况要极端,但它击中的某些东西,比如“治疗式”教育替代权威式教育的弊端,比如对“茧房”式育儿的反思,对中国家长同样富有启示。
心理健康问题的边界反思
当“治疗文化”蔓延到日常养育当中
必须要在先说明的一点,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在中国和在美国有着本质差别。
在中国,正视心理健康疾病对工作、学习等正常功能造成阻碍,仍处于一个认知接受期,还没有真正完成期;而美国已经处于一种过度医疗的状态。
所以当我们在现阶段读谢里尔的这本书,好处在于,这本书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完全接受心理病症“伴生”时代而来,而不是从更积极的角度去构建养育文化,我们将会看到一种怎样的图景。
在《被错用的心理治疗》中,谢里尔采访了数十位家长、教师、心理咨询师和青少年,并大量引用心理学和教育学领域的实证研究。她的核心论断是:我们对孩子心理健康的过度关注,以及由此催生的"治疗文化",正在系统性地削弱一代孩子自我修复的能力。
调查记者、专栏作家及畅销书作者
阿比盖尔·谢里尔
在谢里尔看来,以抑郁为例,“抑郁症状”和“临床诊断抑郁症”是两回事。前者测量的是孩子是否有情绪困扰的风险,后者是经过面诊确认的疾病。如果我们用后者的方式对待前者,往往会错过孩子走出情绪困扰的机会与可能。
她提到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教育者(包括学校和家庭)把原本用于治疗严重精神疾病的理念和工具,错误地应用到了正常孩子的日常成长中,比如让孩子在更小,且问题初露苗头的时候,就开始求助心理医生;或是以情绪问题的名义,要求学校降低学业标准,给予孩子特别照顾;或是更普遍地聘请影子老师,一对一看护孩子在学校的日常……
谢里尔说,成年人以为在帮孩子,实际上是在用善意做了有害的事。
谢里尔将这种倾向称之为"治疗式"教育文化——用诊断代替管教,用接纳情绪代替行为纠正,让孩子相信自己"有病"因此无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些在中国还不是主流。但书里有三个判断,我认为对中国家长同样值得警惕。
第一,教导孩子时刻关注自己的情绪,反而让孩子更情绪化。
今天的父母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情绪表达,鼓励孩子说出感受。这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程度"。书中引用了德国精神病学教授的研究:如果你追踪一个人一天的情绪,你会发现"快乐"其实是罕见的,大多数时候人们处于"还好"或"不错"的状态。如果经常提醒一个人审视自己的情绪状态,只会引发更多负面感受。
谢里尔讲到盐城湖的一所学校,老师每天都会问五年级孩子:“今天早上你们感觉怎么样?”直到有一天,她问道:“你们现在有什么特别伤心的事吗?”
一个男孩提到了父亲的新女友,忽然嚎啕大哭起来。情绪迅速传染,大家都开始讲到对父母关系的担忧和不安。几分钟内,一半的孩子都抽泣起来。接下来该上数学课了,可是没有人愿意上。
情绪是不可靠的。你感到愤怒,不一定意味着有人对你不公;你感到焦虑,不一定意味着有危险。成年人的工作,是教会孩子辨认情绪,而不是放大情绪。
把"孩子快乐"设定为教育目标,是这一代父母犯的最普遍的错误之一——因为快乐恰恰是最难被"追求"的东西,越直接追它,它越容易消失。与此相反,克服困难、迎接挑战,完成一件事,这种成就感和意义感远比“快乐”的感觉坚实可靠。
第二,我们以为在放手,其实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盯着孩子。
说回那句"孩子高兴就好"。说出这句话的父母,往往并没有真的停止对孩子的密切关注——只是把监控的指标,从成绩换成了情绪。原来问"这次考了多少分",现在问"今天在学校开心吗""和同学的关系怎么样"。凝视从未停止,只是换了焦点。
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在孩子的生活中增加监控,等于增加焦虑。孩子是会感受到被凝视的,无论这种凝视出于爱还是焦虑。成年人安排的孩子间的玩耍,不是真正的玩耍;由父母处理的孩子间的冲突,孩子学不到如何真正与人相处。
第三,我们有时候把正常的成长困境,变成了需要干预的"障碍"。
当一个孩子反复发脾气,我们开始怀疑他是否有情绪障碍;当一个孩子在学校坐不住,我们开始考虑是否有多动症;当一个孩子升初中后情绪低落,我们开始担心是不是抑郁了。书中的这段描述,并不是在嘲讽这些担忧——真正有问题的孩子,确实需要专业帮助,而且往往需要更早、更勇敢地寻求这种帮助。
但谢里尔看到,很多孩子是被父母要求接受心理治疗的,他们自己甚至不认同,这会严重影响心理干预的效果。有时,治疗师甚至会直白地说:“你妈妈认为,无论你问题严不严重,都需要每小时花250美元来治疗。”
无意间,这句话就可能打击孩子的自信,让他们觉得自己真的有问题,反而失去了靠自己走出困境的机会。
“培养孩子独立性”?
我们可能做错的那些事
与这些善意的“误区”相反,那什么样的生活更有利于培养心理健康的孩子?
在谢里尔看来,是适度地“摆脱成年人的监管”:“孩子需要独立,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需要一定的自主权,需要经历失败……带有一定风险的游戏(比如追跑打闹、攀爬、使用锋利工具,甚至参与一些有实际危险的游戏)不仅能带给孩子快乐、培养他们的社交能力,还能让他们更勇敢、更善于评估和应对未来的风险。”
以上这段话,相信不仅让谢里尔所面对的美国家长有代入感,也让很多中国家长陷入沉思。
我相信很多为人父母者都熟悉这样的心境。孩子小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在我眼中充满危险——路上的车、陌生人、可能发生的意外。我们不敢让孩子一个人出去玩,更不放心让他独自处理和同学之间的冲突,有时候连生活里的具体事务都会顺手包办。
但随着孩子长大,我们渐渐意识到,恰恰是那些家长放手、孩子自己去面对的时刻,他们成长得最快。被家长"保护"掉的那些麻烦,没有让他们变得更安全,只是让他们少了一次次练习成长的机会。
这本书里有这样一个细节,一个高中孩子回忆自己的经历时说:"等到我父母觉得我可以出去玩的时候,我已经13岁了,对去外面玩已经没兴趣了。那段成长期完全错过了,就好像它从来没有到来过。"
谢里尔引用受访心理学家的话总结:当一个9岁的孩子独自走回家,会充满胜利的喜悦。但一个12岁的孩子完成同样的事情时,就毫无感觉了。
美国著名学术心理学家、“让孩子自由成长”运动的联合创始人彼得·格雷认为,在过去五六十年间,学龄儿童和青少年独立活动的减少,是导致他们心理健康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
无人监管的玩耍、带有一定风险的游戏以及为集体做出贡献的独立活动,都能带来即时的快乐以及长期的心理韧性。而受监管的玩耍根本无法带来这些好处。就心理韧性或即时快乐而言,受监管的玩耍根本算不上“玩耍”。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独立性不是被培养出来的,而是在父母真正放手之后,自然发生的。
谢里尔提到当美国父母要“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就会给孩子大量无关痛痒的“选择”,比如吃什么、喝什么、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这些都是完全安全、后果可控的选择。真正的决定,是在没有父母介入的情况下,做出一个会产生真实结果的选择。这种机会,很多孩子其实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
被保护,被监管,会导致孩子“控制点”的转移。控制点是心理学用来描述一个人对自身的掌控感。控制点在内部,说明你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善处境;控制点在外部,说明你觉得自己的命运被外力决定。当孩子的一切,比如成绩、评价、时间安排、甚至情绪出口……都被外部系统严密管理,孩子会逐渐相信,自己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信念,比任何单一的压力事件都更具破坏力。
这些看起来无足轻重的“错位”与“干预”,一点点铺陈到每一个孩子身上,最终形成这样的代际问题:
与千禧一代相比,Z一代更不愿意去约会、考驾照、找工作,或者与朋友们一起出去玩。2016年,高中生每天和朋友们一起玩的时间比20世纪80年代的同龄人平均少了一个小时,约会或恋爱经历也最少;他们比前几代人悲观得多;对于是否有能力改善自己的处境,这一代年轻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怀疑。
如何回应孩子的“求救”?
家长不能比孩子更焦虑
尽可能为孩子成长提供“空白”的时间与空间,让孩子真正有机会为自己做决定,这些亲子关系的细节,往往埋藏着心理健康的伏笔。
但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还是会出现很多时刻,孩子因为学业压力、社交困境向父母发出求救的信号,家长应该如何回应这些时刻?
如何回应孩子的情绪困境,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甚至无法一次性答清楚。但它的意义在于,把两件经常被混淆的事情分开来看。
一方面,真正在罹受心理疾病的孩子,需要父母比现在更敏锐、更勇敢地就医。
中国家长因为病耻感延误就医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有调查数据显示,46%的家长从发现孩子有明显症状到带孩子就医,要拖延1到6个月。如果孩子发出的是真实的求救信号,父母的职责是第一时间接住,而不是先想"会不会没那么严重"。
另一方面,如果孩子只是在经历正常的成长困境,比如和同学吵架、考试成绩不好、进入新环境的不适应,父母感到担忧、焦虑,这也是正常的。
但如果这种焦虑促使父母立刻介入、安排、诠释、寻找病理“原因”,寻找外部干预,父母往往是在为自己的焦虑寻找解药,而未必能解决孩子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通过智能手机毫无屏障连接社交媒体的孩子,也越来越习惯将自己的困扰“网络确诊”为心理疾病。越是这种情况,父母也是需要不断对自己诚实,放下过度焦虑,保持对问题的清醒:相信孩子的韧性,和他们走出困境的能力,把时间和空间真正交还给他们。
孩子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把所有风险都清除干净的环境,而是一个足够真实的世界,有摩擦、有困难、有失败,也有靠自己走过来之后那种安静的骄傲。那种骄傲,我们给不了他,只有他自己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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