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仕忠 | 学问从教授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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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月，本文作者黄仕忠（图右）在杭州与徐朔方先生合影 。

新世纪开初十年，我多次赴日本访学，从东京到西京（京都）、九州，向北到仙台，走遍了知名的国立大学，也到过那些著名的私立大学，接触了许多做中国研究的学者，以及在日本留学、定居的中国学人，其间议论到日本大学的教师职位聘任。
在日本，讲师岗位大多数情况下不是长期聘用的，所以叫做“非常勤”；副教授则是“常勤”，即终身岗位。刚毕业获学位的年轻人，一般只签定期合同。像东京大学这样的名校，从来不会直接留下刚毕业的学生，必须先到其他大学去，待到做出了学问，证明了自己，同时等来了空缺的职位，才会被召回母校。其中校友会的意见也很重要，例如1948年盐谷温退休以后，东大聘回在京都大学任教的仓石武四郎，长泽规矩也等校友的意见就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一些知名学者，在获原聘单位同意后，也会到别的知名大学兼任讲师，主讲某些专业课，从而弥补师资的短板。例如长泽规矩也就曾经担任东京大学的非常勤讲师，讲版本目录学，他在课堂上的严格要求，在学生中颇多传闻。田中一成先生说，既害怕长泽先生的严厉，又很期待他的课程，因为可以看到很多珍贵版本。我本人所见，早稻田大学的冈崎由美教授兼任东大的讲师，讲授小说研究；创价大学的水谷诚教授长期为早稻田大学学生授课，讲授音韵学。
非常勤讲师们承担了本科生的基础课程，按课时计酬，无其他福利收入。为维持生计，就要上很多课，一所高校给不了那么多课，往往需要奔波于几所大学之间，成为“穷忙族”。这些课程与本人的专攻，大多并不直接相关。为了指导学生和应对学生的提问，得先读授课相关的书籍，间有所得，也写成文章发表。我看日本资深学者的著述目录，早年发表的论文，选题范围很是宽泛，不仅古今皆有，而且文学、历史、政治、文化都有涉猎，显然与年轻时讲授过各类课程有关。日本的专业学位培养，选题窄而专，习惯从小处着眼，过于入微而未免有些琐碎，但这是入门和基础，在完成毕业答辩这一“成人礼”之后，还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广泛阅读和宏观视野的历练，才能从窄转宽，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学者。这是一个从专细到广博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日式制度所构成的一种“历练”。而许多中国年轻学人从日本获得学位即归国，未曾经历这种“历练”，往往不能适应国内的论文写作要求，所取“真经”不顶用，遂心生不平，殊不知其实是自己缺失了这个重要阶段。
从讲师晋升到专任副教授，往往要经过八九年甚至十来年，在这个过程中，因教学需要，接触不同领域的知识，不断拓展视野，最后才以某个专业领域的出色成绩，获聘为专任副教授，从此有了明确的专业方向，长期集中研究某一领域。再经过八到十年，晋升教授，然后再有八到十年，就到了退休年龄（国立大学通常为63岁，退休前或退休后再转聘到私立大学，再至70岁退休），那时通常已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令学界认可的成绩。这样的例子其实中国也曾有过，我的硕士导师徐朔方先生就曾庆幸自己在调入高校任教的头几年内，教遍了大学中文系的全部文学课程，迫使他涉猎了更为广阔的范围，为日后的专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副教授开始才有固定职位，也是欧美大学的普遍规则。比较一下我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情况，高考恢复后，因人才缺乏，本科生也可以留校；到九十年代，改成至少硕士；到新世纪初，博士成为基本条件。那时获得大学教职，就是长期饭碗，意味着一辈子稳定了，所以这是每一个读书人所期望的。但从管理方来说，却很是头疼，因为每个专业方向的教师是定员的，留下后才发现不适合、不能胜任，却又不能让他离开，还要保障他有课可上，直到退休，所以一旦“进错人”，很可能二三十年内这个专业方向基本上塌了。刚毕业的年轻人，其实看不清是否真的想做学问、真能做出学问，到副教授这个层次，便不易走眼了。我初到日本，看到他们的晋升制度，结合我们的博士招生数量，觉得我们也很快会走这条路。果然，2010年之后，我们的重点大学的主流学科就原则上不再进讲师了，主要岗位变为从副教授开始（特殊专业或较弱专业除外）。但大多数年轻人并未对此做好应有的心理准备。
在日本，人们说“学问从教授开始”，其实是指从副教授开始。此后要求“专注”和“专精”，可以沉潜，不得滥写，否则便会遭到“学阀”前辈痛斥而处境艰难。并谨记“爱惜羽毛”，遵守传统规则，不妄作、不乱写。当然，岗位无忧，从此可以沉潜于学问，专心授课，无须做其他花哨的事情，很多学者对日常生活几乎等于弱智，而专业领域却是邃密精通，这与传言中国某著名学者连鸡蛋也不会煮，大约是同一个道理。日本学术界较为“保守”，并不鼓励标新立异，若真的要立一“新”，常常得花数十年功夫。所以看到我们以“创新”为务，日新月异，真是目瞪口呆。不过我们今日已屏除了“学阀”与“权威”，也没有一些所谓的“学术警察”（因为评论时只说好话），一切按论文发表的刊物级别定性，以项目和奖项为辅，既“客观”又“公正”，同时刊物还承担了“创新”的驱动力，不断制造话题、吸引眼球，做得轰轰烈烈，那些恪守旧规、甘坐冷板凳的学者，只要想好了独沽一味，倒也相安无事。
我又听说，“学问从教授开始”，其实是对中国学界说的。因为若按五年升一级的“正常”晋升，四十岁前后就可以升至教授。在拿到教授之前，多能多产，凡是能写的想法，要尽快写成文章发表，以便填满数据表，所以必须“有为”；拿到教授，生存压力减小，便当思量布局，确定疆域，深耕细作，以“真学问”为务，不求数量，唯求质量，同时也是让出紧俏的版面资源给后来者，所以要“无为”。
但这般“无为”，也可能真的成了“不为”。就学十几、二十年间，为职位与晋升早已耗尽心力，便想休息一下。尤其是那些靠“做”论文拼出来的，心力俱疲，一停便不知到何时。放眼所见，学者产出数量最高的，往往是在晋升职称之前；晋升之后，便有人形同躺平，故不能令管理方满意。于是有了如今的系列考核制度，取消了“铁饭碗”，每一级别都有具体的要求，达不到要求，连教授的位置也并不一定安稳。同时还提供了许多“人才项目”可供追求，获得者不仅可以荣身，还可以名利双收，于是人人力争上游，保证了成果数量的持续产出。有“人才帽子”者便思量以高价换个新单位，未达标者则惶惶然不知明年身落何方。新世纪初还听闻有“学术假期”之说，虽未见落实，而今连这个说法也听不到了，实在是卷不胜卷。古人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一个人每天都把神经绷得紧紧的，“著书皆为稻粮谋”，则要留出思考真问题的时间也难。
古人说，四十不惑。很多人不惑之年就做了教授，而放眼所见，却颇觉困惑。因为选择做学术，原觉得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可以作独立思想的探索、自由精神的发挥，亦以安顿心灵。圣人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成了教授，本当可以做“为己”之学了，不料却依然天天做着“为人”之学以应付考核，这便是“惑”之由来。
然则教授们应该如何做学问，或许还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吧。

黄仕忠
责编 刘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