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青年海外考的公务员，“含金量”比国内低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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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没有这么热的考公考编热，根本原因，是权力含金量很低，政府没有多少机会介入具体的经济生活。

撰文丨任大刚

最近几年，从北往南，中国大陆兴起一股考公务员的热潮，考上公务员的，被敬称为“上岸”。言下之意，不能成为公务员，就是在水里挣扎。既然海内“上岸”如此艰难，那么去海外“上岸”怎么样呢？根据媒体报道，海外“上岸”的还真不在少数。

《南方周末》报道称：

海外“上岸”看似存在地理分隔，但公务员的稳定性、福利保障，使其成为国内众多家庭眼中的“理想职业”。当这一逻辑被迁移到海外语境，公共服务部门自然成为一大热门就业方向，受到留学生的广泛关注。

不过，读了《南方周末》连续报道的山东潍坊青年陈子骁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当公务员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其实跟在一般发达国家那些民营企业就业并无多大区别，因此，这种考上海外公务员也被称为“上岸”，其实是一种基于地域认知的误读。

看看报道后面第二条点赞高达700多的跟帖“这配置简直山东女婿的天花板”，就知道文化误会有多大了——同样是公务员，差异之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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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坐标

公务员的职位在中国大陆被称为“上岸”，在发达国家其实就是一份普通的工作。

陈子骁也承认，在澳大利亚的职场语境里，这份“光环”并没有想象中耀眼。“客观来讲，当地对公职人员没有太强滤镜。”无论是大型企业职员，还是政府部门职员，本质上都是在社会中立足的职业选择，无高低贵贱之分。

但何以这么多人“愿意”误读，背后的原因，是比较的坐标。很多时候，幸福是比较出来的。一个常年吃糠咽菜的人，能够吃上一个白面馍馍是幸福的；一个只能吃白面馍馍的人，能够吃三菜一汤是幸福的。在你这里是寻常的公务员工作生活和薪水，在仍在苦苦挣扎的考公人眼里，就是日思夜想几近疯狂的梦幻生活。

为什么呢？

在空间的横轴上，考上公务员，不仅意味着比大多数同龄人更为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未来更大的权力预期，以及稳定的退休生活这些大多数人不具备的现实好处，还意味着光宗耀祖和家庭地位升高，酒桌上除了你之外无人敢坐的主宾位，亲朋好友的毕恭毕敬等等这些精神福利。那么多人为此趋之若鹜，是不难理解的。

但是，在普遍的发达国家，一个公务员跟本国的其他同龄人相比，除了工作可能更稳定一些（遇到政府裁员破产同样要失业），并没有这些额外的好处。

首先收入和福利并不一定比在公司上班强，不同职业的基本退休金差距没那么大。这就使很多进取心强的年轻人望而却步。在发达国家，做公务员也达不到光宗耀祖的效果，其普遍的分餐制也使之无主宾位可坐，亲朋好友基本也不会托你办事，不必对你毕恭毕敬。

可以说，在发达国家做普通公务员，跟一般公司雇员并无多大区别，并不值得成千上万的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挤上去。

但如果放在时间的纵轴上，还是能看到经济理性在发挥重要作用。拿中国大陆来说，上世纪90年代，青年才俊们纷纷辞掉公务员工作，要么奔赴海南创业可能发大财，要么进入外企工作可以拿高薪，因为那时候的公务员工作不仅工资低，而且福利跟一般国企差不多，食之无味，弃之未必可惜。

2010年左右，青年才俊们热衷于优质民企和互联网大厂，不仅有高薪可拿，也可以为创业积聚经验技能和人脉。虽然那时候考公务员的热潮还没有兴起，但待遇好转了，也有不少人看清门道和趋势了。

所以，不能责怪那么多青年才俊蜂拥而去考公务员，但凡有比公务员性价比更高的职业选择，就像上世纪90年代的外企和2010年左右的优质民企和互联网大厂一样，既可以提供高薪，又人才紧缺，他们多半会一哄而散，赶去新的职场热点。因为在经济收益和未来预期上，没有几个人不会理智计算，除非他的认知可以穿越未来，看到实实在在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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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内的经济权力

除了收入福利的提升，今天的公务员和上世纪90年代的公务员，在权力含金量上是不一样的。

今天整个中国大陆的GDP，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末的70—15倍。换言之，公务员管理的财富也有数十倍的增长，从处处捉襟见肘到今天房地产业走弱之前的相对宽裕，政府财力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纵向地看，公务员手上权力的“含金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20世纪90年代，一家外资企业投资1000万美元的项目，在绝大多数地方政府看来，已经是很大的项目了；在今天，一个亿元项目，如果没有高增长潜力，对一个地方政府来说，可以说可有可无，有时候甚至是累赘。

此外，二三十年间，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管辖的资源、财产和资产也前所未有地增长，它们的受托管理人——也就是一个一个具体的公务员，实际上决定着它们的经营、收益和分配，权力之大，横向地看，哪怕是那些发达国家的公务员，其权力的“含金量”也是完全不可比拟的，试问：加州州长每年能决定多少资金使用量？

地方政府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公务员组成的，手上签批的经费也好，投资也好，已经增长数十倍，虽是公务行为，但那种权力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小公司的老板一次签批三五万，而大公司一次签批三五个亿，感受完全一样吗？

而如果是考了国央企的编制，那就是完全是处在经济一线，做到一定职位，经济权力之大，也是可想而知的。再说，有多少个发达国家有如此巨量的国央企和社会影响？

根据我的有限接触经验，在中国大陆，许多地方政府在经济一线的地方领导，对产业发展、企业运作、上市规划、投融资方式方法乃至如何退出，可以说是如数家珍，他们多名校毕业，实际上就是穿着公务员外衣的非特定公司的CEO、CFO、CTO。

从个体选择来说，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两个同时毕业的同学，一个进公司，一个进政府，不出意外，他们完全会因为各个部门都有招商任务，而有可能在某一天同时出现在政府的企业招商谈判会上，共同探讨一个问题——做强做大。这大概是一种中国特色，很可能已经被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学去了。

所以，在中国大陆考公考编，除了少数岗位，很多岗位最后都是跟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活动打交道，做的工作跟CEO、CFO、CTO及其手下区别并不大。就个人而言，进公司还是进政府国央企，端看风险和收益比如何，在现阶段，似乎进政府更划算，且有更高的社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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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把考公考编热降下来？

考公考编如此热烈，隐忧之一，是大量青年才俊不再去创造财富，而是去分配财富，这显然不利于社会总财富的增长。

隐忧之二，是大量青年才俊依靠其聪明才智，会主导制定出更加绵密的制度约束，反而不利于各种创新的生发。因为改开40年的经验证明，一切的突破，都是从缝隙开始的，一旦所有缝隙都堵上，也就没有缝隙，不会有创新了。

一个例子是，如果中国的互联网产业一开始就被“聪明人”用绵密的制度约束起来，没有“野蛮生长”的机会，今天的状况会是什么样子，是可想而知的。

发达国家没有这么热的考公考编热，根本原因，是权力含金量很低，政府没有多少机会介入具体的经济生活，也没有那么多的国央企，因而个体生长壮大的机会更多。不能再多说了。

市场化改革完成的标志之一是，没有那么多人争着去考公考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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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ledr

好文章，但不够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