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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韩国公共卫生领域正在面临一场巨大的风暴。
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属细菌(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ales,简称CRE),这一被誉为“超级细菌”的顽固病原体,正在韩国爆发,冲击这个国家的医疗体系。
根据韩国疾病控制与预防厅(KDCA)最新数据,截至12月1日,今年韩国已报告44,930例CRE感染病例。自2018年以来韩国对CRE启动密切监测后,这个数字连续七年上升,目前是最高纪录。
CRE并非单一细菌,而是一类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被视为治疗多重耐药革兰氏阴性菌“最后防线”)产生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的统称,主要包括肺炎克雷伯菌、大肠杆菌、阴沟肠杆菌等。
1996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家医院首次分离出产KPC(克雷伯肺炎克雷伯菌碳青霉烯酶)酶的肺炎克雷伯菌,这是全球第一株真正意义上的CRE,被称为KPC-1。此发现由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科学家Fred Tenover团队在1998年发布,标志着人类首次确认肠杆菌科细菌可通过获得质粒介导的KPC基因。
2001年,KPC-2和KPC-3型在美国东海岸暴发,纽约和波士顿多家医院出现院内流行,死亡率高达40%-50%。美国CDC将其列为“紧急威胁”。
几乎同时,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耐药机制——金属β-内酰胺酶NDM-1(新德里金属酶-1)于2008年在一名瑞典患者体内发现,该患者曾赴印度新德里治疗,体内分离出产NDM-1的大肠杆菌。2009年,该菌株在《柳叶刀-感染病学》发表,震惊全球,NDM-1因可在不同细菌间通过质粒“水平转移”而被称为“最可怕的耐药基因”。
人类真正意识到CRE已成为超级细菌,是在2010-2015年的全球暴发期:以色列、希腊、美国、意大利、中国、韩国相继报告院内大流行,死亡率常超过50%。2017年,一名美国内华达州女性因产NDM-1的肺炎克雷伯菌感染死亡,这种细菌对当时已知的所有26种抗生素全部耐药,震惊医学界。
这次CRE在韩国的爆发,主要原因是韩国人滥用抗生素。
韩国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抗生素消费量第二高的国家,2023年每千人每日定义剂量(DID)达31.8,远超OECD平均18.3。
韩国人视抗生素为“万能药”,感冒或病毒感染时常索要抗生素处方。在新冠疫情初期,韩国患者怒斥医生不提供抗生素治疗病毒。
医生则受绩效压力影响,过度开药以缩短住院时间。医院依赖抗生素收入,形成恶性循环。
长期滥用抗生素导致肠杆菌科细菌(如肺炎克雷伯菌、大肠杆菌)通过基因突变和质粒转移,产生碳青霉烯酶(如KPC、NDM),对“最后防线”抗生素失效。
韩国急速老龄化加剧了CRE在高危群体的传播。
2025年,韩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25%,患者中60岁以上占86.3%,70岁以上超31,000例。 老人免疫力低下,频繁住院或入住护理机构,这些场所成为CRE“温床”。护理医院设备老化、人员短缺,感染控制薄弱,导致院内感染频发。
CRE主要通过接触传播——患者间直接接触、污染设备或表面——在拥挤养老环境中如野火般扩散。
韩国文化不鼓励质疑,抗生素“治百病”信念根深蒂固。政府虽于2017年启动CRE监测,并制定2026-2030管理计划,但执行缓慢,导致了超级细菌在今年的大爆发。
从今年1月份开始,韩国CRE感染病例就开始稳步增长,到11月超过了警戒线。
3月份,仁川市养老院爆出首例集体感染,100多名老人阳性,源于污染内镜和卫生松懈。KDCA启动二级警报,全国抽检高危设施,但春季旅游复苏加速了社区传播,病例月增20%。
5月份,首尔大学医院报告KPC型CRE暴发,死亡率达40%,源于器官移植手术器械污染,韩国政府紧急进口新型抗生素(如头孢他啶-阿维巴坦),意图遏制暴发势头。
12月5日,KDCA发布紧急警报,宣布启动“第三期国家抗微生物耐药性(AMR)危机管理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对CRE进行防范。为了避免社会恐慌,KDCA并未公布CRE感染的死亡数字,但CRE感染后的死亡率通常高达40%-50%,所以估计韩国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万人。
目前,韩国“超级细菌”风暴已开始向国外扩散,引发国际公共卫生高度警惕。尽管韩国疾病控制与预防厅(KDCA)加强监测,但全球化旅行和医疗流动加速了CRE的跨境传播,东亚邻国及欧美国家相继报告疑似关联病例。
日本厚生劳动省8月确认东京一诊所爆发,3名韩国留学生感染OXA-48型CRE。
10月,美国CDC报告,纽约和洛杉矶医院出现韩国游客携带的CRE变异株,死亡率高达40%。
11月,泰国和越南卫生部联合通报,曼谷和河内医院报告20例CRE暴发,患者多为韩国游客。WHO紧急召开亚太AMR会议,警告韩国CRE或演变为“区域流行”,类似于2010年NDM-1从印度扩散全球。
为了制止CRE的扩散,国际合作迫在眉睫,否则“后抗生素时代”将提前降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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