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高市早苗危险言论，将把日本带向何方？

陪着寂寞看孤单

｜本文独家发布于腾讯新闻

作者：赵健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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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5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质询中被议员问及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她表示，“要设想各种可能的事态，考虑最坏的情况”，如果台湾发生了突发事态且伴随着武力使用，就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按照日本当前的国家安保法律制度，高市的言论被认为存在某种暗示，也即一旦发生此种情况，日本可以以集体自卫权的形式令日本自卫队武力介入相关事态。虽然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经于2021年12月1日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2024年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也发表过类似言论，但是现任首相正式发表此类言论，这尚属首次。
这一言论迅速引发了中国政府和社会的强烈反应，伴随而来的是一系列外交抗议和进一步的经济措施。虽然11月18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彰访华，强调“高市的发言不会改变日本政府既有立场”并同中国外交官展开磋商，但双方立场差距过大的情况下，紧张关系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不会迅速降温。高市早苗有关台湾问题的言论，集中折射出国际关系中话语的微妙性它看似软弱无力，却又往往在瞬息万变的局势下发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重大影响。缺乏政治智慧和审慎品格的政治家，一旦在短期利益的影响下选择了激进的投机立场，其言辞话语就很有可能导向今天的结果，给国际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投下漫长的阴影。
为了更好地理解高市言论何以产生如此巨大的负面影响，我们有必要从“为什么”和“凭什么”两个维度出发，对这一事件及其历史、政治和法律脉络做出一定梳理。

 

<hr/>第一个问题是，高市为什么要在当前节点上发表这一言论。
从各国的政治惯例来看，刚刚就任的新政府一般会在重大国际政治问题上奉行较为模棱两可的政策表达，也即通过留下“战略模糊性”（strategic ambiguity）来保持灵活空间，给未来政策变动提供机会。同时，高市政府在刚刚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已经向中国政府领导人明确表达了稳定双边关系，促进建设性发展和负责任地位，坚持1972年建交立场的基本态度。因此，尽管高市内阁是作为一个右翼立场鲜明的政府登上国际舞台的，其“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行动还是使诸多观察者大跌眼镜。
一方面，从国内政治来看，高市此次明确表达介入台海局势，动用集体自卫权来遏制、对抗中国的立场，相当程度上是出于确立政治威信、迎合党派议程、煽动民粹支持、推行军事财政扩张政策的短期政治利益考量，呈现出“政治投机”的色彩。应该注意到，高市内阁是经历了一轮激烈的国内政党斗争才得以上台的，正是出于对其可能的右翼激进政策的抵触，长期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甚至宣布放弃联合政府，一度威胁自民党的执政地位，最终自民党不得不牺牲其在关西地区的政治利益，与维新会达成了联合执政。
作为新上任的日本首相，同时也是麻生派、旧安倍派等自民党保守势力的政治代言人，高市本人长期就以强硬的右翼形象示人。这种右翼“旗帜”既是她在选举中获取支持，凝聚政党与选民力量的一种工具，也反过来成为迫使其深化日本政策保守属性，以求维持支持率的诱因。
高市长期关注和呼吁对日本安保政策的转向调整，她的立场代表了相当一批自民党内部“防卫政策正常化”“进一步解禁自卫权”的政治力量。根据日本共同社民调，即便是在日本社会普通成员之中，干预台湾问题也拥有接近一半的支持率（当然不支持比例也达到了44%）这意味着在台湾问题上对抗中国，展现强硬立场，是有其政治社会根基的意识形态基础的。通过明确安保政策强硬立场，高市内阁既能够向党内保守派、亲美安全派以及支持强化自卫队职能的民众展示“新政权的高效与决断”，又可以在党内派阀格局不断调整的背景下满足自民党内部的右翼诉求，帮助高市稳固其在右派政治谱系中的地位。
从更宏观的国民经济政策来看，高市政府的国防工业与财政政策也得到了这种强硬政策的潜在“背书”：日本《社会新报》就指出，高市当选以来的政策呈现出忽视民生福利，强调军事扩张，重视军工产业的倾向，其施政纲领也“充斥着提前完成防卫费增额目标、设立国家情报局、放宽武器出口规则等鹰派政策”。因此，无论是经济安保政策，还是军工扩张政策，甚至是更为积极的预算和财政政策，都能够在其言辞背后寻觅到一些痕迹。

 

另一方面，从国际政治的历史与现实角度观察，日本右翼政权介入台海问题政策具有明确的历史连续性，其演变深受日本国家安全观与域外大国地区战略格局变化的影响。二战后，日本在《旧金山和约》与《日台和平条约》的制度框架下最初保持与台北政权的“准外交关系”，朝鲜战争后，美国确认了扶持日本和武装台湾作为东亚冷战前沿堡垒国家的总体战略，日本政府的台海政策由此同国家安保总体规划产生密切关联。
近二十年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上升与美日安保体系强化，日本从“经济合作”与“价值观外交”逐步走向“安全关注”，将台湾问题置于“第一岛链安全”“海上交通线稳定”以及“地区力量平衡”这一更宏观的框架之中。在此背景下，自民党保守派与右翼势力积极推动日本使用武力的合法化，进一步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台湾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日本的外交、安全政策中，这也是日本对自身亚太乃至国际角色再定位的重要体现。
从国际政治的“结构现实主义”视角观察，中美之间在亚太大空间内的战略博弈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周边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已经实际上成为主导亚太安全格局的基本关系，台湾则是美国从域外以政治、法律、外交、军事和经济力量遏制中国，影响亚太的焦点问题。近年来，中国在台海、东海和南海的军事存在持续提升，工业能力更是逐渐呈现出压倒性的体量优势，日本政府的政策评估认为，地区力量平衡正迅速向中国倾斜，仅仅凭借日本自身力量是不可能抗衡中国的。在这种情况下，美澳英AUKUS、四方安全对话（Quad）以及美日韩三边机制等区域性安全机制对日本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日本配合美国遏制中国不再是一个仅存在于美国战略名单上的任务，也逐渐成为日本自身战略认知下“自保”的必要举措。
日本明确提出“台湾有事可能构成危机事态”“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其中既有美国作为主导者进一步强化亚太布局的考量，也有日本作为地区参与者主动“分担印太安全负担”，向美国传递日本愿意承担更大区域安全责任信号的考量。通过这种更加激进的立场，日本能够强化日美同盟的战略深度，使日本在美主导的印太框架中获得更大话语权，同时也在试探中观察中国外交、军事和舆论层面的回应，以便未来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

 

<hr/> 第二个问题是，在国际法上，高市的言论究竟能否“站得住”。
针对这一问题，也必须结合二战后对日本的改造，日本修宪和安保立法，以及国际法对主权国家自卫权的规则综合考察。
首先，按照“和平宪法”规则，日本不拥有国际法上主权国家的“固有集体自卫权利”。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联大的一系列重要决议如《国际法原则宣言》，当代国际社会的主权国家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在国际关系之中任意使用武力来达成政策、获得利益的法律基础，《宪章》只保留了两大类合法使用武力理由——面对外来武力攻击和侵略时的单独或者集体自卫权，以及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但是由于二战后日本在美国占领下进行了彻底的非军事化改造，其1947年“和平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也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这一条款意味着，日本只能行使“个别自卫权”，也即仅在本国遭受武力攻击时进行自卫，但放弃了《宪章》第51条承认的“集体自卫权”——日本任何性质的武装力量，都不能基于共同防御条约或者外国邀请，对不针对自己的武力攻击做出自卫回应。
其次，日本安保法提出的“存亡危机事态”，实际上突破了其宪法框架，为对外使用武力提供了值得怀疑的扩大解释。高市在国会质询中所提出的“存亡危机事态”一词，来自2015年安倍政府时期日本国会强行表决通过的《和平安全法制》（也即“安保法案”），它指的是在日本未直接遭受攻击的情况下，如果与日本“密切相关”的他国遭受武力攻击，而该事态导致“日本的存亡受到威胁、国民的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遭到根本破坏的明显危险”，自卫队就可以单独或与其盟国共同行使武力，甚至可以攻击位于第三国领土内的威胁来源，但是要求以“必要最小限度的规模”使用武力。
安倍政府、麻生政府和新任高市政府均大力支持安保立法和解禁自卫权，台海问题也逐渐与“存亡危机事态”联系起来。例如2021年7月，时任副首相麻生太郎就曾公开表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事态”，试图将日台关系、日美关系互相绑定。当然，这一扩大解释在日本国内也争议重重，反对派认为，2015年安保立法利用重新解释的方式显然绕开甚至是实质性推翻了日本宪法第9条的规则，属于根本违宪。
最后，高市内阁的声明显然违反了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做出的法律承诺。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宣布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有关一个中国的立场，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意味着，《中日联合声明》作为一份条约法律文件（按照中方立场理解），对日本施加了遵守这一承诺并不加以违背的法律义务。即便该文件不能达到条约的效力，日本政府也应当受到国际法上关于“禁止反言”原则约束。
实际上，即便是高市内阁也在国会质询和之后的解释声明中重申，日本并不认为台湾属于“国家”而是属于“地区”，但这就进一步凸显出其法律立场的自相矛盾：按照国际法规则，地区不享有主权国家固有的自卫权，更无从提起“集体自卫权”，日本的安保立法也仅仅指向“其他国家遭到攻击”而不涉及“地区”，无论从国际法还是国内法来看，高市内阁都站在了法律的危险境地。

 

回顾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措辞，当时日本政府宣布“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并且承认“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中日关系的友好长期发展，不能一厢情愿地依靠任何一方的让步和妥协，而是必须建立在双方相向而行，互相理解和合作的基础上。高市内阁的言论和政策，将中日关系推到了一个尴尬而危险的境地。“解铃还须系铃人”，能否处理好这次危机，将中日关系拉回正轨，根本上还要看日本政府是否真诚地正视历史和现实。

温馨阁

中国现在无法收回故土与国际法规承认独立与划分出去的七子是指新加坡、朝鲜半岛、外蒙古、外东北、日本四岛、北越南、吕宋岛（中国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琉球群岛待定）。解释下日本四岛是中国秦代始皇派徐福带三千童男童女加五万秦锐士创立的，所以日本到现在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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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应该多宣传科普一下《联合国宪章》53、77、107这三条的内容，这是给日本量身制定的，参照条款，我国可以在受到日本威胁，或发现日本有再次发动战争的可能时，可不经安理会批准对其采取军事行动，合法解除其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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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高市早苗是在给中国开疆拓土创造机会，中国已经是几百年国土毫无变化实在有点愧对祖先，如果是日本人率先对中国发动战争，中国就可以将日本的九州、四国以及冲绳列岛予以占领托管，这样既开疆拓土也廓清了东部出海口。这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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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告诉我们所谓中日友好完全是麻痹国人的麻醉剂，世上没有什么中日友好，有的是干掉中国而后快野心与仇恨，所以国人应警醒了。

月光如水

领土问题从来就没有和谈能解决，除非你强大。嘴长在别人身上还能不让人说，做好自己敢于拔剑出鞘，让觊觎你不好的人心存畏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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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必须要对自己的不当言论负责！问题是，她负的起这个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吗？我相信她的内心早已经瑟瑟发抖，但是因为她的身份以及中日关系的特殊背景，她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了，她必将因为自己的愚蠢而被钉在中日历史的耻辱柱上。

ycp123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日本带给我们的耻辱！—南京大屠杀—慰安妇—731……，先辈用鲜血染红了战旗，用生命捍卫了我们的国土与尊严！现在和平与国威，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会选—勿忘国耻、扬我国威！

superjiaming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说得正确，但是，我们中国人不能轻敌，不能误判军事斗争的残酷复杂，对付日本一个敌人容易碾压，对付美日澳印、英、德、法、菲新八国联军，却是不能掉以轻心，自高自大，大意失荆州的。我们要团结两岸有正义感有爱国主义精神有责任心的海内外中华儿女，运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军事优良传统和优势，结合科技自立自强的优势，组成钢铁长城组合拳，打赢一场反强权、反包围、反围堵、反侵略、反干扰的立国之战，树威之战！用九二共识，一国两制彻底解放被欺负被蒙蔽被洗脑的台湾人民，治理好台湾，为世界立规矩，为人类谋大同，为和平筑长城，实现中国梦，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业，建立彪炳史册的不世之功！

疯了吧

其实中国灭了日本的话，都不需要提前声明宣战，什么时候想灭就什么时候瞬时灭了它，反而全世界的人都感谢中国为地球人类和平做了正确而重大的贡献！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