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朗普到马姆达尼：“民主社会主义” 如何颠覆MAGA核心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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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年轻的归化移民、民主社会主义者左赫兰·马姆达尼成功当选纽约市市长，成为该市首位穆斯林及南亚裔市长。
他的胜利，被视为“工人阶级的胜利”，也与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右翼形成了奇特映照。他们的崛起，回应着不同群体被体制抛弃的普遍焦虑。而这两股背道而驰的民粹浪潮，正从左右两侧加速撕裂美国政治的传统共识。

左右殊途：两种民粹主义的对立与共生
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呈现出鲜明的右翼保守特征。他的“美国优先”旗帜成功动员了那些感到被全球化进程边缘化、被政治正确压抑的选民群体。其支持基础主要分布在乡村地区、中小城镇和传统工业地带。通过加征关税、收紧边境管控以及重建以白人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传统美国想象，实现对变化的抗拒和对传统的回归。
马姆达尼所代表的左翼民粹主义则展现出进步主义的政治取向。他的支持基础主要集中在高度全球化的大都市，包括年轻世代、移民群体和进步知识分子。在经济领域，马姆达尼主张对富人和大企业大幅增税，以支撑全民医保、免费大学教育等社会福利计划；社会政策上，他强调种族平等、性别平等和移民权利，积极倡导多元文化主义；政治理念上，他毫不掩饰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缺陷，推动民主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这种政治诉求的核心是推动社会向更加平等、包容的方向变革。

 

在此基础上，两者的政治风格呈现出显著差异。特朗普表现出强烈的对抗性和分裂性，善于通过划分“我们”与“他们”的政治对立来巩固支持者基础。他的言论风格直接而富有攻击性，常常打破传统政治规范。
马姆达尼虽然也对现有体制持批判态度，但更强调团结和包容，试图构建跨越种族、阶级的进步联盟。他的政治表达相对温和，注重通过理性论述和政策主张来争取支持。
与此同时，特朗普善于运用简单直接的语言和煽动性口号，激发支持者的情感共鸣。他的集会常常充满戏剧性和表演性，强调个人魅力。马姆达尼则更倾向于通过讲述经济不平等和个人奋斗的故事来建立情感联结，其动员方式更注重理念传播和基层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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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两股民粹主义浪潮在意识形态与政策主张上泾渭分明，却在深层结构与运作逻辑上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
其最核心的共性是鲜明的反建制取向。无论是特朗普对“华盛顿沼泽”的激烈抨击，还是马姆达尼对政治精英的尖锐指责，他们都成功地将自己塑造为打破现有政治格局的变革力量，这种定位使他们得以跨越传统党派界限，直接凝聚那些对现状深感不满的选民群体。
在动员策略上，二者都娴熟地运用情感化的政治叙事，摒弃传统精英谨慎专业的政策语言，转而采用直白生动、富有感染力的表达方式，并通过社交媒体等直接渠道与支持者建立紧密联结。更重要的是，两种运动都体现对主流政治共识的根本性质疑。特朗普颠覆了共和党在贸易、外交等领域的传统立场，马姆达尼则推动了民主党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显著左转，他们都巧妙地利用党内建制派与基层选民之间的裂痕，将自己塑造为真正代表民众利益的政治代言人。
这种双重民粹主义的兴起，不仅反映了美国政治共识的破裂，更预示着传统左右分野之外的新政治对立轴线正在形成。两股力量在保持各自鲜明特色的同时，共享着相似的政治逻辑和动员模式，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将继续塑造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向。

 

草根之怒：MAGA与DSA的崛起之路
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与DSA（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兴起，共同绘制了一幅从建制内改良走向体制外革命的美国政治生态演变图。
MAGA运动的崛起，是一条从草根走向激进的轨迹。
其社会心理根基可追溯至茶党运动所孕育的对建制精英与全球化的深刻不信任。特朗普在2015-2016年间将这种分散的情绪凝聚起来，以“美国优先”为旗帜，熔铸经济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成功激活了自感被时代抛弃的选民群体。他的当选标志着MAGA从抗议口号步入权力殿堂，其后的贸易保护、边境墙等政策是对纲领的初步兑现。而在其连任失败后，运动更进入了更具对抗性的“制度重塑”阶段，通过渗透共和党、挑战选举合法性等方式，直指美国宪政秩序的核心。

DSA的路径则是一场从理念到政治的突破。
DSA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社会主义思想传承，1982年由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与新美国运动合并而成。其主要活动形式是知识分子圈内的思想讨论与小范围的草根组织，成员规模长期维持在数千人水平。这一时期，DSA在冷战后“历史终结”的论调与新自由主义共识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在此后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仅是美国政治版图中一个微弱的边缘存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彻底暴露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深刻矛盾。“占领华尔街”运动在2011年喊出的“我们是99%”的口号，将社会矛盾精准地定义为普通民众与金融寡头的对立，为DSA提供了最有力的民粹主义叙事武器。将阶级议题重新带回美国公共讨论的中心，为社会主义理念的祛魅创造了历史性机遇。
真正的转折始于2016年。伯尼·桑德斯在总统初选中前所未有地提振了社会主义理念。桑德斯首次在主流政治舞台上公开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自居，并将全民医保、免除公立大学学费、对抗气候危机等政策主张与这一标签紧密绑定。他的竞选活动虽然最终败于希拉里·克林顿，但他的“虽败犹荣”恰恰点燃了年轻一代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热情。而特朗普的胜选，则带来了巨大的危机感与动员力。这两股力量合力催生了DSA成员数量的爆炸式增长，使其从一个几千人的讨论团体，迅速壮大为拥有近十万成员、组织严密的进步主义生力军。
与MAGA试图占领一个既有政党不同，DSA采取了内部嵌入与外部施压并行的策略，依托草根动员，成功将一批新锐力量送入国会，并在地方议会、市长选举中屡有斩获。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DSA成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纽约州第十四国会选区的民主党初选中，惊人地击败了在位十余年的众议院民主党大佬乔·克劳利。同年，多名DSA背书的候选人成功进入国会，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小队”进步派团体。他们将全民医保、绿色新政、免除学生债务等一度被视为政治禁忌的激进议题成功推入美国主流政治的辩论中心，标志着美国左翼从传统的自由派福利政策，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结构进行系统性批判的民主社会主义议程。

DSA在美国的进军，呈现出一条从全国性政治运动向地方实质性治理飞跃的清晰轨迹。
2020年，桑德斯再次参选并一度成为民主党初选的领跑者，其主张的政治革命进一步扩大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受众基础。同年，DSA背书的多名候选人成功进入国会。
而此次马姆达尼当选纽约市长，标志着DSA首次夺取了美国最大城市、全球金融与媒体中心的最高行政权，其政治事业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马姆达尼此前作为市议员的任期内，就以推动全民绿色住房和社区过度监管等激进法案积累了深厚的草根声望。他的当选，被视为民主社会主义理念从国会抗议声浪走向实质性城市治理的巨大飞跃。
纵观MAGA与DSA的发展脉络，它们都是在美国主流两党建制派无法有效回应经济不平等、社会流动性停滞等核心矛盾时，从政治边缘崛起的反叛力量。MAGA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对一个传统大党的“劫持”与改造。DSA则依靠自下而上的草根组织与年轻世代的能量，在民主党内部及周边构建了一个日益强大的“进步派”阵营，不断向左拉扯着该党的政治光谱。两者的历史，共同印证了美国政治中间地带的坍缩与共识政治的终结，国家正被拖入一场以身份、阶级和世界观为战线的两极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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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痕之源

经济失衡、政治失灵与认同撕裂，共同催生了以反建制为内核、指向截然不同未来的两种政治力量。
经济结构的失衡与阶层流动的停滞，构成了民粹思潮最根本的驱动力。 过去几十年来，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美国制造业大规模外迁，曾经繁荣的工业心脏地带沦为“铁锈地带”，无数社区陷入衰败。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与技术的回报率远超过劳动回报，导致财富以空前速度向上聚集。美联储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0.1%家庭掌控着全国近14%的财富，而底层50%的家庭所占有的财富份额仅为2.5%。日益扩大的经济鸿沟，使得蓝领工人、年轻一代等群体普遍产生被剥夺感与失落感，认为现有经济体系已将他们抛弃。
于是，一部分人转向特朗普所许诺的经济民族主义，期待通过贸易保护与产业回流重振就业。另一部分人则拥抱马姆达尼所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议程，支持对富人和大企业增税、扩大社会福利，推动资源与权力的再分配。尽管政策主张南辕北辙，其根源皆出于对经济现状的深刻不满。
其次，政治制度的僵化与代议机制的失灵，彻底动摇了民众对传统建制的信任。美国政治体系长期被巨额资金与利益集团深度渗透，政策制定往往与普通民众的福祉严重脱节。与此同时，两党政治极化愈演愈烈，在关键议题上频繁陷入为反对而反对的僵局，否决政治成为常态。一次又一次的治理失败，不断消磨选民的耐心。人们不再相信传统政治渠道能够解决问题，转而支持那些宣称能够打破旧体制的政治人物，无论其来自极右还是极左。
此外，身份认同的断裂与文化战争的激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对立与割裂。美国社会在移民、种族、性别、宗教等价值观议题上存在深刻且难以调和的分歧。MAGA运动精准地捕捉并放大了白人中下阶层在文化转型中的焦虑与不安，而另一边，马姆达尼的本身的存在就是对传统政治叙事的挑战。

 

当美国梦的叙事日渐褪色，愤怒与失望便在各异的旗帜下寻找出口。未来美国政治的走向，或许不再取决于谁能弥合裂痕，而更取决于这两种背道而驰的民粹力量，谁能在社会的持续动荡中赢得定义时代的权力。

本文作者：四川外国语大学 翻译学院 刘雪颖

四川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沈渤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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