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欺凌事件频发，如何照亮校园“隐秘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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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的成长世界，并非总是阳光普照，近年来，学生欺凌事件频发。当孩子举起拳头挥向同龄人，背后存在何种教育失位？当未成年人陷入诈骗迷局，社会诚信困境为何在他们身上放大？当“隔空猥亵”借助网络无声蔓延，性保护意识匮乏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在11月20日世界儿童日到来之际，《检察日报·法治新闻版》自今日起连续推出系列报道，探讨如何更好维护儿童权益，敬请关注。
◆ 在王燃看来，还手、以暴制暴、用拳头说话，是不让自己受委屈的最好办法。渐渐地，随着打架斗殴次数的增多，他从被欺凌者变成了欺凌者……
◆ 大部分未成年人犯罪程度较轻，属于偶犯、初犯，仍有教育挽救的可能，不能全部“一棍子打死”。大部分未成年人无法判断行为后果，其本质是行为能力不健全所致。

（漫画由AI生成 易得香制作）
“他们会把烂香蕉扔给我，抢走我手里的好香蕉，还会往我的水杯里撒粉笔灰……”王燃（化名）是学生欺凌事件的受害者之一。回想起过往，他的身体仍不自觉地颤抖，愤怒与恐惧交织在一起。欺凌事件在他心中的阴霾已经成为一道无法消失的伤疤。
现实中，王燃的遭遇并非个例。近年来，学生欺凌事件频发，恶劣程度不断冲击社会底线。孩子们怎么了？欺凌行为的成因是什么？如何防治？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烙在心底的伤疤
帅气、乖巧、腼腆，是记者在某专门学校初见王燃时的第一印象。刚满12岁的他身高已接近1.7米，但说话时仍不自觉地抠手，眼神飘忽，不习惯直视他人。很难想象，这个男孩曾经对他人拳脚相向。
通过王燃的老师，记者得知，他之所以进入专门学校，是因为此前在学校里的多次“打架斗殴”行为。“他们抢走我手里的好香蕉、往我水杯里撒粉笔灰，还拿椅子砸过我后背，我气不过就还手了。”说起六年级时的遭遇，王燃至今仍愤愤不平。在他看来，他还手不是无缘无故，而是源于其他同学的欺凌行为。
王燃的学习成绩不太好，老师布置的抄写任务完成得比较慢。母亲和他都患有精神类疾病，需要定期吃药控制情绪。不被老师喜欢、患有遗传性疾病……随之而来的是被调侃、嘲笑：“你妈是精神病，你也是！”刚开始，王燃选择沉默、忍让，这刺激了一些同学的挑战欲，言语霸凌开始向身体伤害转变。
王燃曾试图向学校的德育老师“求援”，可老师的处理方式让他觉得老师是在敷衍，这让他更孤立无助。“老师觉得他们是好学生，不会犯错，我是差生，问题肯定在我，让我给他们道歉。”如今提起学校，他仍旧对老师当年处理冲突时的偏袒行为感到愤怒。在他看来，还手、以暴制暴、用拳头说话，是不让自己受委屈的最好办法。渐渐地，随着打架斗殴次数的增多，王燃变成了总是把小事闹大的“捣蛋学生”，从被欺凌者变成了欺凌者……
15岁的李欣（化名）遭遇过长达3小时噩梦般的欺凌。在学校住宿时，同学高小艳（化名）怀疑她“抢自己男朋友”，伙同多名同学闯进了李欣的宿舍，用化妆品在她脸上涂抹文字，逼迫她下跪、在阳台上跳舞。最后，几名高年级学生发现后，这场侮辱才得以终止。
学生欺凌，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
长期以来，学生欺凌如隐秘角落的恶之花，暗自生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课题组对3108名未成年学生的调研情况显示，2020年至2022年，53.5%的学生遭受过学生欺凌。
恶从何处来？
“为什么孩子会犯下恶行”“小恶魔不能因为年纪小被放过”……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总是引发极大争议。舆论之问，也是社会之惑，“小恶魔”从何而来？
长期从事防欺凌课程培训的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讲师张丽莉指出，大多数学生欺凌的施暴者性格相对暴躁易冲动，对同伴缺乏同理心，也缺乏共情能力和积极的自我认知。
“其实，很多人无法理解，小孩之所以可能做出比成年人更恶的事情，正是因为他是未成年人。年幼的孩子更有动物性特征，动物本能占领地盘，驱逐弱小巩固族群中的地位，而且他们的伦理观、价值观、法治意识都尚未完全建立，并不知道冲动行为对他人权益、对社会、对自身造成的严重后果。”检察官林丽娟分析多起欺凌案件后指出。
记者发现，展示自我的强大，获得认同、仰视，这样的心理也成为很多欺凌行为程度加深、扩大化的重要动因。高小艳为了“更好”地羞辱李欣，叫来隔壁宿舍同学围观；张帅（化名）将抽同学耳光的视频发到网上，还制作了网上热门搞笑转场特效，以获得更多的点赞转发……
“欺凌行为往往是群体性的。被欺凌者的‘恐惧感’、围观者的起哄等，都会让欺凌者产生上位者的优越感，逐渐失去了对欺凌行为本身的合理性判断，甚至在群体无意识（个人意识会在不知不觉中与群体意识融合，失去自我感知的能力，失去自我意识，产生从众心理）中加剧暴力程度。”检察官陈丽莉认为，将欺凌视频发到网上公开传播，把欺凌行为扩大化，也是为了彰显自我价值，获得更大层面的心理认同。
在多起学生欺凌事件中，不少旁观者“群体无意识”地成为欺凌者。“旁观的未成年人，会为了自保去迎合施暴者。”在对多个涉案未成年人帮教时，张丽莉发现。“部分参与欺凌的孩子在事后会非常痛恨自己的行为，但当他们沉浸其中时，又很难控制自己的言行。”检察官蔡领分析。
网络短视频中存在的暴力化内容，也在潜移默化地加剧未成年人暴力倾向。“我们以前讲‘古惑仔’题材的电影催生了很多以暴制暴的江湖义气，现在网络短视频暴力问题也在异化未成年人的价值观、是非观。”蔡领说。
暴力产生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家庭教育的缺失。17岁的赵洋（化名）和张连（化名）等5人因钱财纠纷，将16岁的王翔（化名）非法拘禁在某公寓内。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赵洋的父亲称自己在国外工作回不来，而其母亲也表示自己对孩子管教无力。直到附条件不起诉期满，检察官依旧未看到其父母的身影。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姚建龙曾提出，家长在防治学生欺凌与暴力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学生欺凌和暴力的发生根源通常在于家庭。记者发现，学生欺凌案件中涉案人员家庭往往存在“溺爱”“疏离”两个极端。“父母监护缺位，家庭教育缺失，家长不当的教养方式，无论是纵容、溺爱还是专制（如虐待、忽视、体罚等），都会让孩子产生错误的自我认同。当欺凌者与父母、老师等依恋对象的关系不佳时，他们就不会再畏惧长辈进而敢于实施欺凌行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陈轩禹提出。
“我们常说父母、学校（老师）应该是园丁，当孩子成长过程中出现‘分叉’时要及时‘修剪’。不及时引导，小恶就可能铸成大恶。”林丽娟表示，家庭物质条件的优劣并不能决定欺凌行为是否产生，父母对于孩子的教养和关怀是否及时、到位，才是关键因素。
如何照亮隐秘的角落？
2024年，等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34人。“对主观恶性大、犯罪手段残忍的未成年人犯罪，必须依法惩处，决不纵容，但惩治未成年人犯罪不能简单地‘一关了之’。”在采访中，多名检察官认为，除了极端个案外，严惩不是唯一的出路，教育挽救是必须的。
“从实际办案情况来看，极端个案是必须依法严惩的，但也要意识到大部分未成年人犯罪程度较轻，属于偶犯、初犯，仍有教育挽救的可能，不能全部‘一棍子打死’。”陈丽莉表示。林丽娟同样认为，未成年人犯罪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分析，大部分未成年人无法判断行为后果，其本质是行为能力不健全所致。
教育挽救的一个重点在于分级干预。“在司法实践中，分级干预，即根据未成年人的行为严重程度、身心发育程度、心理偏常状况、日常表现和生活环境等，依法采取责令严加管教、训诫、专门教育、专门矫治教育等最为匹配的教育矫治措施，对罪错未成年人开展更有针对性的预防、干预和矫治。”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洪坚表示，分级干预不是不惩治，通过分级干预，部分未成年人能够获得适当的支持，矫治他们的不良品行和行为习惯，降低再犯风险。
建立预防未成年人欺凌犯罪的社会支持体系，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形成合力。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4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管教孩子是家长的法定监护职责，应当依法落实监护责任，避免放任不管、缺教少护、教而不当。“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林丽娟表示。“孩子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不应戴着有色眼镜断案，而是应客观分析对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孙锦露认为，家长需要帮助犯错的孩子建立正确的是非观，同时要给予受害者心理支撑，正确引导，防止其继续受害。
“学校要在法律和政策的允许下制定反欺凌方案，明确校园欺凌预防、应对、处理程序，尤其要善用教育惩戒权，对欺凌者施以恰如其分的惩戒。可以让专业社工参与中小学的校园欺凌防治工作，同时社区也要配合做好风险监控、预防和治理欺凌宣传等工作。”陈轩禹补充，社会保护方面，媒体报道需注意归因正确性、报道真实性以及社会影响，发挥正向引导作用。

来源： 检察日报 ·法治新闻版
【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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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ye004

有霸凌的学校，一般当地社会风气都不咋行，小流氓小混混多，学校的娃儿就勾连一起

collinske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haring

52pj

向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