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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中学的云班课堂。图片来自该校微信公众号
一块屏幕,一头连着超级中学的课堂,另一头连着县域中学的课堂。通过网络直播授课,超级中学的老师把知识传授给县中学生。
从2023年开始,武汉大学社会学专业博士生刘善彤及其所在的调研团队用两年时间走访了河北、陕西、湖北、贵州等7个省份,访谈了近百位县中管理者、招生办主任、教师和学生。刘善彤发现,这种基于网络直播的授课模式已经在县中变得越来越普遍,开展直播课的县中班级也拥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云班。
云班一直被视作促进教育公平、振兴县中的手段。2018年的一篇媒体报道称,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248所贫困地区的中学,通过直播实现与著名的成都七中同步上课,有的学校出了省状元,有的学校本科升学率涨了几倍、十几倍。
云班的高升学率,是县中招生的核心亮点。河北省一所县中在招生宣传中称,该校云班将衡水中学的课堂教学100%还原到云班课堂中,“成就优秀学子家门口的‘衡中梦’”“班级平均分达到600分,强基上线率100%”。
然而,刘善彤在调研中却有不一样的发现。他坐在县中教室里旁听,屏幕上只看得到超级中学的老师或者习题,有时老师会在屏幕上对着题目勾勾画画。课堂格外安静。他意识到,县中学生只有听课的选择,没有提问的机会。而县中老师也失去了上课的权利,更多的职能是维持课堂秩序。云班学生成绩两极分化较严重,尖子生的成绩越来越好,也有不少学生跟不上讲课速度而掉队——这违背了网络直播课的设计初衷。
刘善彤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县中的校长和老师清楚地知道云班模式的弊病,但是他们仍然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继续尝试:“如果说我什么也不做,那我这个学校怎么办呢?”面对优质生源和师资流失等结构性困境,云班是振兴县中少有的希望。
某种程度上,云班现象是县中教育困境的缩影,这背后是一个庞大而重要的群体。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的调研,截至2024年,全国县中共计7839所,占全国普通高中学校总数的49.76%;全国县中在校生总数1673.61万人,占全国普通高中学生总数的57.27%。这意味着,每10个高中生里,有近6个在县中读书。
刘善彤认为,目前云班出现的新问题亟须重视。“从客观上来讲,这种技术本身能否嫁接于县中,我觉得值得商榷。”
和超级中学同步
南方周末:什么样的学生可以进入云班?
刘善彤:“云班”的叫法来自访谈对象。这个授课形式最突出的特点是网络直播或者录播,它是一个在云端的课堂,完全依附于超级中学在云端的视频课,而不是传统课堂师生面对面的互动形式。如果学生有问题,向老师提问的话,你没有提问的渠道。它就是一个比较单向的课堂。
能够给云班录课的,一般都是很好的中学,比如超级中学或者省内名校。正是因为讲课是他们的强项,所以他们会把课堂拿去售卖。
云班筛选学生的机制是优中选优,挑选一些比较有潜力的学生进入云课堂去学习。比如某省的县中,每个年级有六个尖子班,只有前四十名学生有资格进入云班。一般来说,一个年级有一个云班,一个学校有三个左右的云班。为了对比,有的学校设置了两个云班,就叫云一班,云二班。
南方周末:现在云班现象普遍吗?
刘善彤:非常普遍。不过,不是所有县中都会采取云班的授课模式,一般来说是有一定基础的高级中学会有云班。毕竟它的成本也比较高,它现在的运行也离不开政府的财力支持,所以不是所有的县中都有云班,但是它确实是很普遍的——很多地方的县中都会意识到,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南方周末:你在云班课堂旁听时,有什么感受?
刘善彤:之前我调研过一些工厂,这些标准化车间给我的感受和云班很像——你进去之后会发现非常安静,所有的学生都在专心致志地做自己的事情,整个班的学习氛围是非常专注的,根本就不存在课堂纪律这一说,不需要维持,大家都知道应该做什么。
云班从教室排布到所有人的课桌、学习用品等等,都很整齐。云班和超级中学不仅仅是师资力量、教案内容、教材课件、教学进度一致,两边学生的生活作息都一致——在教育的各个环节,云班都力求和超级中学保持一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为什么叫“云班”,不叫“云课堂”?云课堂可能更多强调的是课堂的属性,但是云班是一个单位建制。除了课堂之外,它还有周测月考、成绩排名、班会召开、放假时间,甚至生活作息、节奏、状态等全环节的同步。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这种云班模式培养了一种共同的集体意识,它其实可以让学生获得更大意义的连接。(云班学生感觉)我跟远方的超级中学同学之间是一体的,只不过我这儿是一个飞地,人不在你那,但是我跟你是一个班的。他们每天上课还要跟超级中学的学生一起宣誓。学生们也会觉得很有仪式感,有学生就跟我讲,云班让他更有激情,有热血——云班学生会觉得“我在做不一样的事情,我是独特的”,以此构建一种群体的认同。这种集体意识最终转化成学习成绩的提高。
一所开设了云班的中学,校园内的标语。图片来自该校微信公众号
“配角”老师
南方周末:县中老师对云班的授课方式有什么看法?他们和超级中学老师是什么关系?
刘善彤:这个模式是主端老师(超级中学的授课老师)占据主导权的,尽管县中老师也会在课堂上,但他们的职责仅限于管理纪律。当然,没有什么所谓的纪律要管,但毕竟课堂不可能完全没人(老师),是这个意义上的维持秩序,而不是针对混乱的秩序。
我当时去旁听的时候,县中老师在教室最后一排批改作业,他偶尔也抬头看一下(屏幕里)这个老师怎么讲课,其余就没有别的工作能让他去做的了。他一般也不会轻易地在教室走动,因为可能挡到学生的视线,影响学生听课。
云班人为地制造了课堂的等级,让县中的老师和学生变成了超级中学老师的学生。在我们的访谈中,一些老师感觉自己像配角一样,一些老师形容自己“只能给大厨打个下手”,这或多或少会影响他们的自尊心。本来能够在云班,这些老师肯定也是最好的一批老师,但是他们现在基本上不再拥有课堂的主动权了。
南方周末:听起来云班老师的作用被架空了。
刘善彤:对。很多县中在引入云班模式的过程中,往往会陷入“全面俯首称臣”的思维模式。课堂的主动权在屏幕里的老师那,课堂的权威也是屏幕里的人。所以,对云班老师来说,他可能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威信和话语权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我觉得云班不利于教师主体性的培养。
我觉得主体性是一个人非常高级的状态,就是他通过自己的教学、对课程的理解、跟学生的互动,不断地去积累、去成长的一种能力。对于县中的老师来说,这种能力会让人觉得“我是我”,从而产生一种职业成就感。
主体性对县中老师来说是最宝贵的一个资源。但是,在云班,这些县中老师变成了配角,他们普遍产生“否定的”“不被信任”的感觉。我认为这种向“强者”学习的状态已经不再是一种平等的交流关系,它不利于县中老师提升教研能力,甚至有的老师已经不再习惯亲自上课。
学生成绩两极分化
南方周末:云班学生的成绩怎么样?
刘善彤:从我们调研的数据来看,云班的成绩两极分化情况比较严重。云班会让年级排名前五的尖子生获得成绩上的助力,如虎添翼,甚至前三名的尖子生能够考到“全国云班联考”前十名,这意味着他们有很大的希望考清北。
但是这样的学生太少了,从调研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可能一个班只有三五个人,甚至一两个人,他们能适应云班的模式。很多孩子本身基础没那么好,适应不了这种授课模式,受到的影响就比较大——不是个别的几个学生掉队了,而是一个很普遍的情况。而且不光是一个地方,很多学校都有。因为超级中学学生的基础,或者说整体素质还是比较高的,能够快速地吸收知识点。云班的学生虽然也是尖子生,但是此尖子生非彼尖子生,他们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客观上来讲不如超级中学的学生。它的受众基础是不一样的。
南方周末:云班学生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刘善彤:有一次课间,我碰巧遇到了一个学生,他的成绩特别好,是可以考上清华北大的,非常厉害。在学校是超高规格的待遇,很多人都会关注他,包括校领导都会直接一对一跟他沟通,问他最近状态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心事,有什么需要学校提供的。
和他交流时,我感觉他非常清醒,特别清楚地知道现在的任务是什么。但是,我会感觉他没有少年气,甚至有点木讷的感觉,可能这个词不太好听,但是我实际感受是这样,就是跟他交流,感觉好像他除了学习这个事儿之外,没有其他事情要做。
不光是这个学生,还有其他学生,我跟他们交流时,都感觉到他们的状态有点沉重,感觉他们压力非常大。
刘善彤在调研路上。受访者供图
“校长没有办法”
南方周末:在你的调研中,云班模式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刘善彤:在2021年左右,没有特别早。当然,有些学校是比较早的,它可能就是更多采取一种网课、录播课的形式,包括2018年媒体报道的成都七中,他们的网络直播课模式运行时间都有十年多了。我讲的这个云班现象可能就是近五年内,在全国普遍兴起的状态。
南方周末:在你的调研中,兴办云班的现实背景是什么?
刘善彤:这些年,一些省市出台禁止跨区域招生的政策,虽然让县中优质生源外流的现象得到了遏制,但是这个政策对超级中学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为了继续获利,超级中学向县中售卖他们的网络直播课。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实地调研发现,超级中学背后往往是一个资本化运营的教育集团。
而对于县中来说,在一个结构性困境之下,想要突围是很难的,校长没有办法。我觉得云班的出现可能会给校长提供一些不一样的思路,或者说进行一个破局的尝试。尽管云班有种种问题,但是校长不去尝试的话,我觉得也很难——我始终也在警惕,我是不是也站在了一个所谓的制高点上去看这个问题,而不是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理解。县中面临的问题是非常现实的。
另一个原因是,疫情之后,网课直播技术是比较发达的,录播课、直播课越来越成熟,它会为云端教学提供最重要的支持,否则之前也很难去想象这样一个模式。
南方周末:云班的课程费一般是多少,谁在支付?
刘善彤:在我们的调研中,有一个县中一个班级一年的云班费用是36万元,三个年级一年就需支付一百多万元。还有一个县中,从2021年开始,每年花费80万元引进超级中学的云班直播课。这些费用很大程度上由县财政支持。
至于学生家庭承担的课程费,最普遍的情况是,云班学生每个人每学期的费用是一万元。这些县中很多位于贫困县,这个收费对学生家庭来说,压力就会比较大。
我了解的一些情况就是,很可能县里将来不会再继续承担这笔费用了,但目前还是由县里去承担。毕竟这个钱(对学生家庭来说)还挺多的,上三年要花六七万,大学的学费也不过一年几千元。
南方周末:作为一名研究者,对于县中的云班模式,你有什么担忧?
刘善彤:从表面来说,云班为县中学生提供了一个机会,通过网课资源去获得更理想的学习效果,但是实践中的逻辑就是两极分化。
更全面地来说,云班更多的是把县中的资源,不断地抽送到超级中学。禁止跨区域招生后,超级中学想着要把课卖出去、在县中开“分校”多挣点钱,云班就是其中一种低成本的模式。它牺牲掉的是很多县中的尖子生。
(县中)校长和老师也知道云班有很多问题,但是他们对外仍然会说云班有多好。后来,我和他们熟悉之后,校长说得很清楚:我知道云班有很大的问题,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但是,明年我们招生宣传的时候,这个横幅打不打,我们的微信推送写不写?那肯定要写,要继续说云班的好,要不然怎么弄?
所以,县中涉及的问题可能不光是县中本身就能够决定的。背后可能会涉及县政府的支持,或者政策上的支持。所以,他们也不敢去说云班不好,说了会带来一些麻烦。这就没有人愿意去承担责任,或者进行反思。
云班是一个技术手段,我从来没有否认过技术,而是说这项技术如果真的是以人为本的话,它应该更具有福利性或者普惠性,那么它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方式。
我还想补充一个纯个人的观点,云班除了讲课之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师生互动。学生如果以后要回忆老师,都不知道老师是谁。如果说一个孩子三年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这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事情。我觉得孩子需要一个正常的社会化的环境。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陈媛媛
责编 谭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