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支持率，高市早苗“惊人开局”：民意期待之下，开挂还是开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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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独家发布于腾讯新闻

2025年初秋的东京，高市早苗成为了日本首位女性首相，但最引人注目的并非这一历史性突破本身，而是其内阁高达64.4%的惊人开局支持率。
这个远超前任的数字达成的背景极其复杂：执政联盟刚刚重组，经济通胀压力持续，而最出人意料的则是——高市任命了萩生田光一等“安倍派”核心人物在内的多名“黑金”丑闻议员担任要职。
在此背景下，高市内阁的民调支持率依旧如此惊人，决不能简单地用“蜜月效应”或“首位女首相”的庆祝行情来解释，事实上，这一现象深刻揭示了当下日本民众在经济焦虑、安全威胁与政治伦理的多方裹挟下，被迫进行的艰难权衡。
因此，本文将深入剖析高市早苗内阁高支持率的真实构成，为您解读黑金丑闻重出江湖为何未能立即引爆民意？而这又是否标志着日本社会正在不可逆转地整体“向右转”？
64.4%：绝非常规的“蜜月期”

新首相上任初期支持率高企并不罕见，这通常被称为“蜜月期”。
但高市早苗拿到的64.4%意义非凡，这个数字不仅远高于前任石破茂（50.7%）和岸田文雄（55.7%）的开局，更关键的是，它是在一场政治动荡中取得的。
高市上任之际，自民党刚与长达26年的盟友公明党分道扬镳，公明党因政治资金和高市的国家主义立场担忧而离去；因此自民党转而与日本维新会仓促结盟，新基础并不稳固。
在这样的背景下，支持率非但没有受挫，反而高涨，这是第一个值得玩味的地方。
这份支持率的核心动力也异常清晰，据民调显示，首要理由是“信赖首相”（26.6%）和“期待经济政策”（22.5%）。这表明公众的支持并非源于对自民党现状的满意，而是一种与党派无关的高度个人化期许，即寄望于高市所呈现的“强硬”与“果决”形象。
最引人注目的是《读卖新闻》揭示的年龄结构变化：在年轻群体中，对高市内阁的支持率高达惊人的80%。
但这绝非日本青年一代的集体“右转”，而更像是一种对长期政治“停滞感”的激烈反弹。新一代的日本青年是“焦虑的一代”，他们对日元贬值、通货膨胀和黯淡的未来前景感到失望，但前几任首相的稳健政策对此则始终未能奏效。
而事到如今，无论其意识形态如何，高市早苗作为首位女性和截然不同的鹰派形象，至少在象征意义上代表了“打破常规”和“强力施政”——
日本青年渴望行动与改变，高市则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因此，这64.4%的支持率并非对现状的认可，而更像是一种对未来的殷切期盼，它建立在日本民众普遍的经济焦虑和对变革的深切渴望之上。

政治的“必要之恶”：为何“黑金”丑闻未立即发酵？

高市内阁最令人费解的举动，莫过于对“黑金”丑闻的公然“妥协”——
她不仅任命了7名深陷丑闻的议员担任政府副大臣等职务，更是将安倍派的核心、同样受丑闻波及的萩生田光一任命为党内“执行代理干事长”的要职。
而讽刺的是，尽管民调清楚显示约七成受访者认为这一安排“不合适”，但这依然无损于高市内阁的总体支持率。
那么，为何公众的“不支持”并未转化为对整个内阁的“不支持”？
答案或许在于：当下日本民众的“政策焦虑”压倒了“道德惩戒”。
如今民众最关心的，已然不是抽象的政治伦理，而是具体的家庭账单。
持续的通货膨胀和日元贬值带来的生活压力，而在此刻高市承诺立即推出的经济缓解方案则起到了某种“救命稻草”的作用，使得选民做出了一个尽管痛苦但是务实的选择：
他们愿意暂时容忍一个有道德污点的政府，以换取解决经济困境的希望。
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高市的权力现实——她的地位并不稳固。
她严重依赖党内最大派系，即安倍派的支持，在此基础上，任命萩生田光一并非“失误”，而是一党内种政治交换，是为巩固党内基础、确保政府运作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日本公众或许看透了这一点，所以将其视为自民党政治中“不可避免的现实”，对之予以在蜜月期内暂时容忍；与此同时，政府方面也试图为此辩护，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称这是“适才适所”，且相关议员“已经受到了党的惩罚”，为之粉饰出太平表象。
此外，高市“首位女性首相”的身份也提供了一层短暂的保护色。媒体和社会舆论对这一历史性突破的聚焦，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人事任命争议的火力，而公众也倾向于给予这位“破局者”更多的宽容——尽管这种用身份政治换来的宽容，绝非长远之计。
对于高市而言必须警惕的是：
丑闻如同休眠火山，一旦其经济承诺落空或蜜月期消退，公众对“黑金政治”的愤怒必将加倍反弹。
甚至就在此时，立宪民主党等反对党也已明确表示，将在国会审议中持续追究这一问题。

日本民众在“向右走”吗？“精英右转”与“民意焦虑”的区分

高市早苗的登顶，连同她毫不掩饰的保守主义色彩——历史修正主义、强化国防、收紧移民政策——使得“日本社会集体右转”的论调甚嚣尘上。然而，将64.4%的支持率等同于日本民众对极右翼政策的全面背书，是一种危险的简化。
但是“政治精英的右移”并不完全等于“社会民意的右转”。
高市的胜利，以及自民党整体向右的姿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选举焦虑”。自民党在2025年7月的上议院选举中受挫，部分保守派选票被诸如“参政党”这样高举“日本第一”、反对“过度接纳外国人”的极右翼民粹小党所分流。
对此，自民党高层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夺回这部分选票。
所以，自民党总裁选举变成了一场“比谁更右”的竞赛。而高市的胜利，则标志着自民党选择用更强硬的民族主义和排外言论来“对冲”民粹主义的侵蚀，这实质上是执政党的“策略右转”。
而日本民众的态度则要分裂和复杂得多。
一方面，面对日益紧张的东北亚地缘政治局势，“强国家”、“强防卫”的逻辑确实在日本获得了更多市场；选民在“安全”议题上，确实表现出更强的保守倾向，这为高市的防卫政策提供了民意基础。
但在另一方面，这种保守倾向并未延伸到所有社会议题上。；在经济分配、社会保障、性别平权、移民融合等领域，民意与“右转”。实际上相去甚远
以移民政策为例，高市的竞选言论充满了对“文化冲突”的警告，而这些言论往往基于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然而现实则是日本经济已深度依赖外国劳动力，地方政府正积极呼吁中央出台“共存”而非“排斥”的移民政策，以应对严重的人口萎缩。高市的国家级排外论述，与地方的现实需求是脱节的。
在性别议题上也同样如此，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所指出的，高市的上任虽提升了日本的性别平等排名，但“不代表日本政策将对女性更友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作为女性，但高市本人事实上反对夫妻别姓、反对同性婚姻，支持单一父系皇室继承——她的高支持率，显然不是因为日本民众突然拥抱了她的社会保守主义。
因此，与其说日本民众在“主动向右”，不如说他们是在国际不确定性与国内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下，进行了一次“被动右移”。
他们选择的不是高市的“意识形态”，而是她所承诺的“稳定”和“力量”，这是一次基于焦虑的防御性选择，而非基于热情的进攻性意识形态认同。

脆弱的新平衡：联盟、政策与外交的三重考验

因此，高市的64.4%的确是一个高点，但也是一个危点——
她备受争议的人事安排、不稳定的执政联盟以及迫在眉睫的政策兑现压力，都为其执政生涯埋下了隐患。
其所在的自民党在选举前夕与公明党决裂，转而与维新会结盟，这个新联盟在意识形态上更为合拍，但其基础极不稳定。而维新会的拒绝入阁，更是意味着他们可以随时“抽身”且无需承担内阁失败的责任。
这一松散联盟使得高市的执政基础远不如安倍时期稳固，两席之差才能达到的绝对多数更是使得她必须依赖其他小党的合作才能通过重大法案，这无疑削弱了她推动激进议程的能力。
而比联盟更危险的，则可能是她的政策兑现能力。正如前文所提到，高市的支持率是靠“经济承诺”换来的，因此反之，如果她承诺的“通胀缓解方案”被证明是雷声大雨点小，或者为了筹措防卫预算而牺牲了民生福利，那么民意的反弹将是毁灭性的——选民因为经济而“原谅”她，也必将因为经济而“审判”她。
内政之外，外交也是她即将面临的另一重考验。此前的政治生涯中，高市几乎没有外交经验，而她所秉持的强硬民族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立场，必然使她在处理与中韩等邻国关系时如同走钢丝。
她的“鹰派”形象在国内也许是加分项，但在国际外交上很可能成为负资产。

一场以“稳定”为名的激进抉择

高市早苗以64.4%的支持率起航，这既是日本政治的“历史性一刻”，也是日本民意的一次“集体托付”。
尽管公众并非投票支持高市的右翼社会议程，而是投票支持一个“看似能解决问题”的强人形象，以换取经济上的喘息和安全上的慰藉。这依然是一个令人忧虑的信号，它表明，当经济下行和外部威胁足够严重时，日本民众愿意暂时搁置对政治廉洁、社会包容等追求，转而拥抱一个承诺“秩序”与“力量”的保守派领袖。高市的蜜月期，是她利用公众焦虑换来的“窗口期”，她必须在“兑现经济承诺”和“满足右翼基础”之间找到平衡。
但历史经验表明，这种平衡几乎不可能长久，64.4%的支持率不是高市的“资产”，而是她背负的“债务”——
这笔必须用切实施政效果来偿还的民意债务，对于高市而言究竟是机遇还是陷阱，答案很快就将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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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内阁民意支持率高达64.4%，可能是缘于日本民众对安倍晋三过去长期稳定执政成绩的重新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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