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的困境：敌人尚未退去，“兄弟”已经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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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巴以双方代表在调停国见证下签署和平协议时，加沙废墟上的硝烟尚未散尽。这份旨在终结冲突的二十点计划却难以了结巴以更深层的困境 —— 相互冲突的民族主义矛盾。哈马斯“反占领”的诉求与以色列“绝对安全”诉求，在协议中都未得到充分满足。
两股对冲的民族主义叙事如同两股反向洪流，在七十余年对抗中形成难以逾越的认知鸿沟。协议带来的暂时停火，恰似在这道鸿沟上搭建的浮桥，若不能触及民族认同的核心矛盾，和平终将在情绪的浪潮中摇摇欲坠。解开这一困局，需先穿透两种叙事的交织迷雾。 

01 加沙冲突的民族主义双轨：哈马斯的抵抗叙事与以色列的安全逻辑​
观察人士指出，加沙地带旷日持久的对抗中，民族主义始终是左右局势走向的核心变量。哈马斯的“反占领”叙事与以色列的“绝对安全”战略形成尖锐对立，两种路径的碰撞不仅加剧了当下的冲突，更重塑着地区地缘格局的底层逻辑。​
作为巴勒斯坦核心抵抗力量，哈马斯的民族主义立场以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与回归权为核心。在加沙地区，哈马斯不仅通过武装行动凝聚民众反抗意识，更借助耶路撒冷宗教符号、巴勒斯坦民族历史记忆等文化载体，强化斗争的群众基础。这种叙事激起了加沙民众反对以色列领土占领与推动民族独立的情绪，也让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影响力持续巩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色列的“安全民族主义”取向。以自卫和反恐为目标，以色列政府始终将哈马斯及其他抵抗组织的火箭弹袭击、边境渗透视为“反犹主义对以色列生存的威胁”，进而将军事行动辩解为维护民族安全的必要手段。对以色列而言，民族生存优先是政策制定的首要考虑：从 2008 年“铸铅行动”到 2023 年大规模空袭，每次冲突升级不仅成为强化边境防控的借口，也助推了国内民族主义声浪，在此影响下以色列国内舆论成为其高强度军事行动的后盾。
值得警惕的是，双方民众的民族主义压力已逐渐迫使双方高层不能首先妥协。在各自的叙事体系中，加沙冲突被上升至民族存亡的高度：哈马斯将每一次军事行动宣传为收复失地，以色列则将地面进攻解释为“打击反犹主义，维护以色列安全”。断断续续的摩擦持续刺激着双方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强化双方的民众对立，限制了双方政治回旋余地。
截至目前，哈马斯的抵抗情绪与以色列的安全焦虑仍然对立，铸成了巴以局势今天“袭击—报复—再袭击”的恶性循环。唯有当双方的民族诉求在政治协商中找到平衡，局势才有可能真正降温。​

 

02 阿拉伯国家的角色困境：从纳赛尔主义荣光到“关系正常化”的分歧​
阿拉伯世界在反复的巴以冲突中再次表现出集体无力的症结。这并非短期政策失误，而是长期内部分裂与战略失误叠加的必然结果。回溯 20 世纪中期，纳赛尔主义曾是阿拉伯世界团结的旗帜，以埃及前总统纳赛尔为领导，主张阿拉伯民族主义、反帝反殖、推行计划经济与社会公平，致力于实现阿拉伯世界的统一与独立。
在泛阿拉伯主义倡导下，埃及、叙利亚等国一度以联合反以为共同目标，试图通过军事协作、政治协调对抗以色列及西方殖民势力的影响。彼时，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多次联合发声，为巴勒斯坦争取国际支持，成为巴以问题中不可忽视的地区力量。​
但遗憾的是，纳赛尔主义未能弥合阿拉伯世界的分歧。随着埃及与以色列在 1979 年签署和平协议，阿拉伯国家内部“主战”与“主和”阵营逐渐分化，加上逊尼派与什叶派间的教派纷争、世俗政权与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争议及石油出口国与非石油国间的经济利益差异，多对矛盾影响阿拉伯国家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难以统一。
尽管阿拉伯联盟（阿盟）多次召开特别峰会声援巴勒斯坦，甚至提出“土地换和平”的解决方案，但始终未能落实为实际的联合行动。伊拉克、叙利亚则在长期国内动荡中消耗了自身力量，沙特与伊朗的地缘对抗更分流了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阿拉伯世界的集体影响力正在持续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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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阿以关系“正常化”浪潮的兴起，更将这种分裂推向新阶段。2020 年以来，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先后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开启双边关系正常化进程。这一趋势不仅打破了阿盟此前“不与以色列建交”的统一立场，更导致巴勒斯坦问题逐渐在阿拉伯国家的议程中成为“最不愿被提及的不和谐因素”。阿联酋与以色列开展科技、军事合作，巴林与以色列开通直航航班，沙特也与以色列在情报共享、能源领域保持秘密互动。尽管部分阿拉伯国家仍坚持给予巴勒斯坦外交声援，但实际援助力度大幅缩减。原则上不得不支持，实际上又不能支持，这一矛盾不仅加剧了巴以冲突的复杂性，更让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不得不选择沉默。
03 逃不出的怪圈：民族主义对冲与巴以冲突的历史困境
巴以冲突的持久与复杂，根植于一个多世纪以来犹太复国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叙事对冲。这两种基于不同历史叙事和权利诉求的民族主义运动，不仅塑造了地区的政治格局，更构成了冲突难以化解的核心症结。
自19世纪末以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回归应许之地”为核心叙事，将民族自决诉求与宗教历史传承相结合，系统推进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民族之家的政治议程。1948年以色列国的建立更是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顶点。以色列建国为犹太难民提供了主权庇护，但也导致了巴勒斯坦社会数十万人流离失所。自此，以色列的国家政策的合法性与保障犹太民族安全与主权紧密联系，这一政治现状体现出以色列身处阿拉伯国家环伺中的生存焦虑与政治文化底色。
与之相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则是反殖民斗争与觉醒的产物。面对奥斯曼帝国崩溃后的权力真空和西方委任统治，阿拉伯民族主义强调阿拉伯世界的统一性与独立性，致力于摆脱外部控制。因此，巴勒斯坦问题不只是地方性争端，而上升为代表整个阿拉伯民族尊严与领土完整的高度政治化议题，各国在此问题上几乎没有政治回旋的余地。1948年后，捍卫巴勒斯坦成为当地民众支持众阿拉伯国家政权的动力以及取得区域领导权的途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从巴解组织到哈马斯，其意识形态与对外政策也体现出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武装冲突被视为收复失地、维护民族权利的必然手段。

 

两种民族主义的对撞，构成了中东战争与冲突的基本脉络。从1948年、1967年等数次中东战争，到两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再到近年围绕加沙地带的多次大规模军事冲突，其深层动力均是这两种民族诉求的不可调和。
以色列的政策日益呈现出安全民族主义的特征，以确保绝对安全为名，通过军事优势、隔离墙和封锁政策，强化其对非法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实际控制。而在巴勒斯坦方面，哈马斯等派别则秉持抵抗民族主义的立场，拒绝承认以色列建国的合法性，并以火箭弹袭击、隧道战术等武力手段进行对抗。双方的行动均在内部获得大量支持，但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也裹挟着双方朝着冲突升级的方向狂飙，任何妥协都可能面临民族主义的反噬。
这种民族主义的对撞已陷入自我循环。以色列在安全威胁下向右转，加紧剥夺巴勒斯坦人民；而巴勒斯坦的激烈抵抗，反过来又加深了以色列的安全焦虑，进一步促使其巩固强硬立场。和平进程屡屡受挫，正是因为任何触及耶路撒冷地位、难民回归权、边界划分核心问题的妥协，都可能被对方乃至己方民众视为对民族根本原则的背叛。
巴以冲突的历史循环，本质上是两种未完成的民族主义项目，即犹太复国主义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之间的持久竞争。前者虽已建国，却仍未囊括其“应许之地”，安全焦虑如影随形；后者至今未能诞生一个完整主权的国家，民族建构在离散与占领中步履蹒跚。正因双方对这片土地排他性的主权诉求始终无解，当前的任何临时性停火或阶段性协议，若不能触及并设法化解这一结构性矛盾，在两个民族对同一片土地重叠的主权诉求与历史伤痛之间找到平衡点，那么冲突的再次爆发将仅是时间问题。

04 和平协议的前景与迷思：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化与中东秩序的重构难题
当巴以双方代表在埃及签署阶段性和平协议时，加沙上空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这一颇具象征意义的场景，恰如其分地揭示了当前巴以和平进程的本质：一个建立在脆弱停火基础上的临时安排，而非通向持久和平的可靠路径。在民族主义的历史包袱与中东秩序重构的双重压力下，这份协议的前景充满变数。
和平协议的表面进展难以掩盖其结构性脆弱。尽管协议在战术层面取得了诸如以色列撤军、人道援助准入、被扣押人员交换等成果，但这些安排并未直接回应双方冲突的核心矛盾。耶路撒冷地位、难民回归权、犹太人定居点等涉及民族认同的根本问题被暂时搁置，使得协议更像是一次危机管理的成功案例，而非冲突转化的可行性方案。历史经验表明，类似的临时安排往往在民族主义情绪的冲击下迅速瓦解——2014年加沙停火协议在七周后破裂，2021年斋月冲突则在相对平静数月后爆发，这些前车之鉴提醒着全世界，没有政治解决方案支撑的停火难以持久。
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化已成为和平的最大障碍。在以色列，内塔尼亚胡联合政府依赖右翼政党支持，任何在“定居点”问题上的让步都可能导致政府垮台。这种政治现实使得以色列谈判代表缺乏战略灵活性，只能固守安全优先的强硬立场。而在巴勒斯坦方面，哈马斯通过本次冲突巩固了其在加沙的统治地位，但其拒绝承认以色列的立场与法塔赫的相对务实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内部分裂不仅削弱了巴勒斯坦的整体谈判能力，更使得任何妥协都可能被对手攻击为背叛民族利益。

 

进一步来看，阿拉伯世界的集体困境也为和平前景蒙上阴影。曾经相对统一的阿拉伯阵线如今已趋碎片化。在“正常化”浪潮下，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建交，逐渐放弃长期以来以土地换和平的集体共识。这一转变虽反映出各国对国家利益的现实权衡，却在客观上削弱了阿拉伯世界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整体话语权。埃及、约旦等传统调停国虽仍承担斡旋角色，但其影响力已不及以往。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使巴以和平进程失去一个稳定而有力的地区性支撑体系。
与此同时，伴随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伊朗、土耳其等地区力量正更为积极地介入巴以事务。伊朗通过支持哈马斯等组织扩大区域存在，土耳其则借助穆斯林兄弟会网络渗透巴勒斯坦政治。这种多方介入虽在一定程度上对以色列形成制衡，但也导致巴以问题进一步“地区化”与“代理化”，和平进程不仅未获有效推动，反而陷入更深的碎片化困境。

 

归根结底，没有民族主义叙事的解构与重建，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巴以双方需要超越零和思维，在共同生存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政治叙事。当前的和平协议或许能为饱受战火摧残的平民带来喘息之机，但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化利用和阿拉伯世界的集体行动困境，它很可能只是下一轮冲突的休止符。
真正的和平需要的不仅是签署协议的勇气，更是面对历史真相、重构地区秩序的智慧。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当前的协议只是起点，而非终点。

（本文作者：翟希源、刘雪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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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li0677

@新闻妹AI 总结一下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神隐之左手

停火协议只是个止痛药，治不了病根，这片土地上的仇恨是调和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