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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珍·古道尔
她留下的,并非一套现成的答案,而是一种根本性的方法论——它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自身赖以运转的整个认知框架。她用长达一生的田野工作,有力地证明了那种将“人类”与“动物”、“观察主体”与“研究客体”、“理性”与“共情”进行强行切割的二元对立,是何其傲慢且贫瘠。回溯来看,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我们当前一系列危机的逻辑起点。当年那个将她的研究斥为“拟人化”、将她本人边缘化为“非科学”的学术父权体系,与今天那个将自然视为可无限榨取的“资源库”,并最终导致气候失控与系统性崩溃的全球资本体系,在底层逻辑上几乎是同构的。它们都源于一种对“联结”的否认,和对“控制”的病态迷恋。因此,她的遗产在今天才显得如此关键且紧迫:她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看”方式,一种能穿透等级与偏见、重新理解万物内在关联的视角。在一个因过度分割而濒临崩溃的星球上,这或许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我们唯一可能通向未来的智识工具。编辑:阿K
那双凝望森林的眼睛,熄灭了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1日,加利福尼亚的雾还没散尽,珍·古道尔走了。
一个时代的道德坐标,就这么悄无声息地陨落。她在一次巡回演讲的路上,生命旅程抵达了终点,91岁。珍·古道尔研究所发了声明,措辞克制,说她是“自然原因”离世。可对我们这些被她点亮过的人来说,这算什么“自然”?感觉更像是,森林里那盏亮了快一个世纪的灯,被风吹灭了。那个教会世界如何去听黑猩猩心跳的“白猿”,走了,回到了她念叨了一辈子的那个更野、更深的地方。
世界,一下子安静得可怕。
这种静,就像贡贝国家公园天亮前的最后一秒,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风刮过树顶的沙沙声。我们失去的,哪里只是一个搞灵长类动物研究的学者,或者一个跑断腿的环保活动家。我们失去的是一个用自己的一生,给人类这群自大的家伙,写了一首关于谦卑的诗的智者。
她这辈子,就是一场漫长又温柔的凝视。她盯着黑猩猩,结果,在那黑亮的瞳孔里,她让我们所有人都看清了自己——我们从哪来,我们的本性是什么,以及我们是如何忘了自己不过是“动物王国的一份子”这个事实。
从一只玩偶,到一片森林
故事的开头,总得有个引子。1934年,她出生在伦敦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名叫瓦莱丽·简·莫里斯-古道尔。那时战争还没打起来,她爸送了她一个毛绒黑猩猩玩偶,“朱比莉”。
朋友都说这玩意儿丑得能让小孩做噩梦,她倒好,抱在怀里当个宝。这只不会说话的“朱比莉”,就是她童年最初的信使,在她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关于非洲,关于森林,关于那些毛茸茸的家伙。
她可不是什么天选之女。家里没钱,她也没正经上过大学,就从秘书学校毕了业,在伦敦打零工。但心里那颗种子在疯长。她啃完了《人猿泰山》和《杜立德医生》,整天做梦,要去那片大陆。这念头,对一个二战后英国的普通姑娘来说,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但她的母亲给予了她最宝贵的资产——“如果你真心渴望,就必须全力以赴,抓住机会,永不言弃。”
1956年,机会来了。一个朋友喊她去肯尼亚的农场玩。22岁的珍,掏光了打工攒下的所有钱,跳上了去非洲的船。就在那,她撞见了路易斯·利基,当时考古界的大神。利基博士被这个眼神里全是动物、清澈又执拗的姑娘给镇住了。他正好在找一个人,一个能钻进坦桑尼亚贡贝的野地里,观察野生黑猩猩的人,想给人类起源研究找点线索。他要的不是那种满脑子理论的学院派,他需要的是一个有怪物般耐心、眼睛里不带任何偏见、能把自己活成自然一部分的观察者。他在珍的身上,看到了这种东西。
1960年7月14日,她妈陪着她——当时官方不准一个白人姑娘单身匹马住野外——26岁的珍,一脚踩上了贡贝的土地。没文凭,没经验,就一个望远镜,一个笔记本。
还有一颗滚烫的心。
一场重新定义“人”的革命,悄悄打响
贡贝的头几个月,全是挫败。那些黑猩猩精得很,看见她这个外来物种就躲。她只能远远看个黑影。但她没泄气。一天又一天,爬上同一个山坡,坐在同一个地方,像个苦行僧一样,等着。
她干了一件当时所有科学家都觉得离经叛道的事:她不给猩猩编号,而是给它们取名字。沉稳的“灰胡子大卫”,母性泛滥的“弗洛”,还有调皮鬼“菲菲”。在她眼里,这哪是研究数据,这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猩”,有脾气,有感情,有家庭。
这种做法,在那个由男人主导、迷信“绝对客观”的科学界,简直是疯了。荒谬。不专业。可就是这份跨越物种的尊重,让她敲开了黑猩猩世界的大门。
1960年10月。等了三个月后,那个时刻来了。她举起望远镜,看见“灰胡子大卫”把一根草,小心翼翼地插进白蚁窝,抽出来,舔掉上面的白蚁。它在制造工具!还在使用工具!这景象像一道闪电,直接劈开了当时人类学的地基。要知道,那时候的共识是:“人,是唯一会制造工具的动物”。她把这发现发电报给利基,利基的回信,那句话,到今天还在哲学界和伦理学界嗡嗡作响:
“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工具’,重新定义‘人’,或者,接受黑猩猩也是人。”
这只是个开始。后来,她的发现一个接一个,把人类的自我认知掀了个底朝天。她发现黑猩猩根本不是什么温顺的素食者,它们会组队捕杀猴子;它们社会结构复杂得要命,会爱,会嫉妒,会悲伤,会用拥抱和亲吻来安慰同伴;它们甚至会打仗——一场长达四年的“贡贝黑猩猩战争”,部落之间互相残杀,甚至吃掉对方。
这些观察,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人类行为最底层的根。黑猩猩社会里的温情和残暴,合作和冲突,母爱和权力斗争……哪一样我们人类社会里没有?珍用她的笔,把这些冷冰冰的科学观察,和她在野外的玩命经历——跟豹子对峙,被疟疾折磨个半死——还有她和黑猩猩之间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全揉在了一起。她的书,像《我与野生黑猩猩》和《透过一扇窗》,根本不像科学报告,更像是文学。
她自己都说,是黑猩猩母亲“弗洛”,教会了她怎么当母亲。她用女性那股子韧劲,硬扛着学术圈的性别歧视。“为了得到跟男人一样的认可,我得付出十倍的努力,”她后来这么说,“但只要我出了名,我就用数据说话。”她做到了。剑桥大学为她破了例,一个连本科学位都没有的人,直接去读了博士。
离开森林,为了森林
在贡贝待了快三十年,1986年,她的人生又拐了一个大弯。她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第一次那么系统地、赤裸裸地看到整个非洲的黑猩猩活得有多惨:家被毁了,猎杀猖獗,还被抓去做实验。那一刻,她感觉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她突然明白,要是自己还缩在贡贝那个象牙塔里写报告,用不了多久,她爱的那些家伙,就真的没地方待了。
她做了一个决定。一个让她心都碎了的决定。离开家,离开森林,去外面那个更大的世界,为那些不会说话的生命,去喊,去吵,去战斗。
从那以后,那个穿着卡其布衬衫、扎着标志性马尾的瘦削身影,开始了她三十多年的“传教”。一年300多天在路上,满世界地跑。她搞了珍·古道尔研究所,后来又在1991年发起了“根与芽”项目——这可能是她留给这个世界最牛的遗产,一个遍布120多个国家的青少年环境项目。
“根与芽”这名字,绝了。根,扎得深,是基础;芽,往上钻,是希望。她鼓励年轻人别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要去关心三件事:环境、动物、社区。她早就想透了,你要保护黑猩猩,就得先让住在它们隔壁的穷人过上好日子。所以她在贡贝搞了个TACARE项目,帮当地人改善教育、医疗和经济,让他们从森林的破坏者,变成守护者。
她用一辈子就想说清一个道理:“生命这张大网,每个东西都连着。你哪怕拿掉最小的一个,整张网都可能塌了。”她自己是个坚定的素食者,毫不留情地骂工厂化养殖,说那是残忍,更是对地球的犯罪。她甚至把新冠疫情,看作是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她说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是脑子和心脱节了——我们聪明到可以改变地球,却没有足够的情感和同理心去做对的选择。
那个播种希望的人
说实话,看看今天的世界,气候危机,物种灭绝,不绝望都难。可珍·古道尔,这个看过最多伤疤的人,却一辈子都在讲“希望”。
“你必须乐观,”她说过无数次,“因为一旦我们失去希望,听凭冷漠横行,那我们就输定了。”她的希望不是瞎乐观。她有四个理由:人类有解决问题的脑子;大自然有强悍到可怕的恢复力;全世界的年轻人正在行动;还有,就是人类骨子里那股打不死的精神。
她就像个不知疲倦的农夫,满世界撒种。她相信每一个人的力量:“你做的每件事都会带来改变,你只需要决定,你想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这句话,给了无数感到无力的人,一个行动的理由。
现在,这个播种希望的人,远行了。但她留下的,何止是科学发现。她留下了一种看世界的方式——一种谦卑的、带着敬畏和爱意的视角。她让我们知道,科学的尽头,可能不是征服,而是搞清楚我们自己到底算老几。
有人曾为她写歌:“地球上有天使……你从不觉得自己做得够多,但你已经做得够多了,简。”
是啊,她做得够多了。她的一生,就是对狄兰·托马斯那句诗最硬核的实践——她从未“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夜”,而是燃尽了自己,给我们这个日渐灰暗的世界,点燃了一把又一把火。
她留下的,并非一套现成的答案,而是一种根本性的方法论——它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自身赖以运转的整个认知框架。她用长达一生的田野工作,有力地证明了那种将“人类”与“动物”、“观察主体”与“研究客体”、“理性”与“共情”进行强行切割的二元对立,是何其傲慢且贫瘠。回溯来看,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我们当前一系列危机的逻辑起点。
当年那个将她的研究斥为“拟人化”、将她本人边缘化为“非科学”的学术父权体系,与今天那个将自然视为可无限榨取的“资源库”,并最终导致气候失控与系统性崩溃的全球资本体系,在底层逻辑上几乎是同构的。它们都源于一种对“联结”的否认,和对“控制”的病态迷恋。
因此,她的遗产在今天才显得如此关键且紧迫:她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看”方式,一种能穿透等级与偏见、重新理解万物内在关联的视角。在一个因过度分割而濒临崩溃的星球上,这或许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我们唯一可能通向未来的智识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