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以学术为业：一名社会学学生的自白

诛仙九妹

徐奕旸，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以学术为业——一名社会学学生的自白

100年前，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大学做了《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从一个社会学学者、从业者的角度，谈论“以学术为业”的选择意味着什么。在100年后的今天，我在学术的大门外踟蹰不定，未来的道路尚未铺展，该怎样回答托尔斯泰“人应该过怎样的生活”的问题呢?在当下重新阅读这篇演讲，我试图找出“以学术为业”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有志于学术的年轻人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为什么要选择学术的生活。


首先，从外部条件谈起，以学术作为一种物质意义的职业，是怎样的处境呢？韦伯将德国的教师编制与美国进行比较：德国学者要从编外讲师做起，工资完全来自学生的听课费，因此重视教学水平胜过学术研究。集体决定的选拔方式使得运气成为获得教师资格更重要的因素。由此，韦伯认为“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只有少数人能忍受只为天职而活。


今日中国大学的教师编制模仿美国的“up or leave”，即非升即走制，青年教师面临发文和教学的双重压力。曾经，“知识改变命运”不仅是一个口号，还是一种制度性的阶层保证，但伴随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学历在就业市场贬值，知识不再与阶层、金钱完全挂钩。《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在“高学历的穷人”一章里说明了这一社会事实：学术从业者的经济社会地位在不断下降。当结束求学，成为兼职教授，高额的助学贷款使青年学者背负巨大的债务压力，在大城市生活，兼职教授的工资和生活成本堪堪相抵，这种挣的钱刚好够维持生活的阶级，也被作者称为“中等危险阶级。”兼职的代课任务、在缩减生活支出上形成的“决策疲劳”，挤占了科研的精力。往往在学术领域内精疲力尽，也只能勉力维持生存，看不见未来……

图为《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海南出版社2021年版书封。


而人文学科经历了双重衰落——随着重心向技术教育转移，人文学科的学位只是过时的荣誉，大学管理层不愿意在人文学科上提供支持和投入。曾经，人文学科是“贵族之学”，但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贵族的消亡，人们不再热衷于将来之不易的闲暇投入到学习欣赏“高雅文化”之类的事情上，学者只是一种专业化的职业，知识带来的神圣性光环逐渐被祛魅。如果说100年前，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游戏结束，胜者赢得全部，负者满盘皆输。那么当下的学术生涯，可能更像一场马拉松，在持久的焦虑里不断突破极限，越来越难“端稳饭碗”。选择学术生涯，尤其是人文社科，须得抱有“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的觉悟。


不过从内在志向来看，科学意味着什么呢？这里的科学指的是自然与社会科学。要理解科学是什么，那么就要考察科学是如何发展的，又被赋予了怎样的价值。在柏拉图著名的“洞穴之喻”里，科学真理是太阳，现实世界只是投影在洞穴里的影子，哲人领导人们寻找真理，这是至高无上的价值。对科学真理的热情，来源于科学知识的伟大工具——观念——的发现，古希腊人发现只要掌握了对某一事物的正确观念，就可以把握它的本质。正确做任何事，包括政治治理，前提都是掌握正确的知识。在《美诺篇》和《普罗泰格拉篇》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将伦理学置于正确认识的前提之上，将真理视为人最基础的、至高的追求，而哲学担当这一使命。   


文艺复兴时期，发明了第二个科学的伟大工具——理性实验，科学家将“客观规律”转译为物、工具之间的现象，赋予其不被人类决定的超越性。夏平与沙佛分析了霍布斯和波义耳的工作，勾勒出科学与政治的四分仪。科学为何是真的？明明实验室、空气泵、水银柱都是人为制造的？广义上的“博物学家”（科学与社会还未分界），将上帝的“建构主义”扩展到人类身上，将知识局限于事实的工具化本性并把因果解释搁置在一边。虽然这些事实是在可控的环境里被人为创造的，但无论社会领域发生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事实永远不会改变。在现代制度的法庭上，人类从非人类那里寻求帮助，非人类被赋予了新的符号力量，科学仪器作为证人在古老的羊皮纸上留下签名。在那时，科学还不是专业化的学科，而是通过实验、观念、逻辑等方法对世界的解释和意义的追求。对达芬奇和音乐创新者来说，科学是真正的艺术，是通向自然的途径；对霍布斯来说，科学是用计算式公民、几何方法构造一个世俗的上帝——利维坦，赋予社会权力、关系和秩序；对虔敬派神学来说，科学可以用物理方法来把握上帝的伤口，找出上帝对世界的意图。


在此之后，科学发展成专业化的分化学科，自然与社会、语词与物的距离越来越远。以涂尔干理解，是社会分工；以韦伯理解，是系统理性化、专家；以拉图尔理解，是主体社会极和自然极被分割，通过二元论和辩证法来弥合中间地带；以福柯来理解，是古典知识型向现代知识型转变。科学承担的使命，是为永无止境的进步提供保障。进步的概念人为划分出现代与前现代、文明与蒙昧，形塑了生活之道和世界秩序：古代农人人到晚年，会有“享尽天年之感”，而作为一个现代人，面对无限丰富性、拥有无限进步可能的生命，并不会享有那样的充实和完善感。文明人的个人生活被嵌入“进步”和无限之中，科学则是“进步”的手段和动力。科学空前解放生产力的同时，在学科分工与纯化形成的裂缝中间，不断生产出无法被解释的“杂合体”，这也是我理解的当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第一重困境。


韦伯在演讲中指出了科学的第二重困境：“科学思维构造一个以人为方式抽象出来的非现实世界，人为的抽象没有能力把握真正的生活，却试图用瘦骨嶙峋的手去捕捉它的血气。”如何从理想类型到达日常生活世界？为何对现实的抽象可以解释现实？这是自康德以降试图解答的科学认识论问题。韦伯的理论中心是行动，行动动机分为主观动机与客观链条，社会研究者在外部从行动的客观链条推导出主观动机，理想类型是对行动动机的理念抽象，试图跨越尺度，通过对个体经验现实的抽象以理解普遍的人类。但是，韦伯的理想类型具有“局外人”的视角，可以通过推理满足因果适当性，但意义适当性的问题难以解决。


现象学试图补齐“主观意义世界”的拼图，回应“主体间性”的问题。伯格森认为当两个意识流交错的时候，共同处在对另一个意识流的观察的绵延中，形成同步状态。绵延是注意力全部投入外部的“生活状态”，反思是注意力转向自身。这种状态推广到集体，或许接近全神贯注看演唱会、球赛，数万人在某一个时刻沉浸在同一个意识流中的同步。舒茨吸收胡塞尔的彗星模型和詹姆斯多重宇宙构想，形成了“多重实在”的思考。自我在每一个当下，不断向世界敞开，进行综合和更新，意义是根据过去情态对当下做的解释。当两个人形成“我间对称性”的关系，即彼此的意识流交错，在绵延中相互注视，就会共享意义解释。我认为，现象学对主观意义的解释依赖于关系和状态，可以推动质性研究的访谈方法的改进，构建理想对话情境。意识流同步的要求比较苛刻，但依然是社会学研究者应该努力追求的状态。


针对认识论的困境，德勒兹反对结构主义和现象学的解决方案，因为这两者都将差异和生成建立在某些基础上：语言的结构或经验的观点。比起通过超验的结构去构造共识，德勒兹赋予差异最高的地位，生命是差异，是别样思考的权力、创造差异的权力。他认为多样化思考模式有三种：哲学、艺术和科学，分别是三种转变生命的力量，这三种力量并不是为了再现现实，即韦伯所说的“用抽象能力把握真正的生活”，而是以其特异性的方式转变生命。哲学通过概念来拓展差异，语言形式是我们接触世界的方式，哲学通过概念的创造和特异性的挖掘，为思考创造全新的路径。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可能被流行语殖民，如“我在XX很想你”、“大学生特种兵”，通过概括性和同质化的流行语，限制了主体创造语词与接触世界方式的差异性的权利，话语之外是虚无，潜在的可能性被排除，主体并未显现。艺术通过呈现感受打断我们在语词和经验之间定见的联系，比如多元宇宙的电影会带来打破次元界限，穿梭于纸张、屏幕、脑海、过去与未来的联通感。科学将世界确定为可观测的“事物的状态”，打破现实世界的关系网络，创造不依赖于观测者、被非人转译的定理。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年1月18日-1995年11月4日），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主张差异先于同一，认为世界本质上是不断生成和流变的动态过程，而非由固定实体构成。[图源：biografiasyvidas.com]


我更欣赏德勒兹的解决方案，科学的价值追求是“求真”，但真理或许并不是永恒的、超验的，而是被人与非人，通过结构与装置搭建出的，内在于经验的真相。“把握现实”不是用人为抽象的瘦骨嶙峋的手掐死现实，阻塞经验之流的流淌，而是通过概念、实验等宝贵工具，创造差异、发挥被定见束缚的生命能量。科学如同神笔马良，绘制世界的图像，而世界也生长出差异，不存在一幅连贯的世界图景，在西斯庭教堂的穹顶上，画与画交错辉映，每一幅画都折叠着一个世界。


在分析了科学的历史、作用和困境后，我仍然面临为什么要以学术为业的困惑。韦伯指出，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实然”是科学的命题，“应然”科学并不关心。学术从业者只是该学科的专家，并不能做生活实践领域的领袖。科学也并不能保证将实践导向科学规划的前景，科学家是“为了科学而科学”。既然学术生涯不能提供物质上的保障，不能提供终极意义的指引，不一定能增长生活的智慧，也不一定能改善现实世界，那么为什么要以学术为业呢？韦伯并没有直接给出他的原因，而是抛出了现代所有人的处境：世界已经被除魅，终极、高贵的价值销声匿迹。生命的性质，是诸神、诸立场之间无穷尽的斗争，只能由自己来回答“生命该如何度过”这一问题。科学的贡献，是可以帮助人们头脑清明，对事物正确的了解至少可以协助人对自己行为的意义做出说明。李猛在考察理性化及其传统时，也提出了相似的表述：理性化以系统理性的方式反传统，使得“卡里斯马”的个人英雄使命成为每个人的天职。人生来被抛入世界，如同汪洋上的小蚂蚁，没有什么可以明确航程的尽头。科学是一片树叶，这片树叶让小蚂蚁结束随波逐流的生活，头脑清醒地掌舵；树叶成为小蚂蚁锚定自己位置的标志，不至于在无限复杂性的世界里晕头转向。这是韦伯相对悲观的解释，是不得已而为之。


对于这一问题，我有自己版本的回答:我曾经认为知识具有神圣性，因为“知识改变命运”，因为知识分子更“高级”、优雅、有智慧。但后来我发现知识并不具有更高的价值，在思考和研究中生活只是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福柯一生批判权力却仍然享受权力与名望，并为之宣传、斗争；海德格尔颂扬林中空地、存在者的解蔽，却暗合纳粹思想，深邃的思想不一定能指导生活，知与行是两件事。知识改变命运，有可能是教育创造的“神话故事”。知识、科学祛魅后，我反而能更清晰地思考我为何会选择学术。阅读、经验观察，无数次充盈我的精神生活，这种滋养不仅是逃避现实生活的琐碎，还能破除顽固的定见，以更加澄澈清明的心灵去面对生命。在导读会里接触到德勒兹，我曾经觉得自己是一个封闭的实体，现实的稳定性：保研还是出国、发文、绩点是我生命发展的最重要部分，未来需要不断用计划确定。但我听到一个声音说：生命是开敞的，关系之流穿过我，人与非人都是异质时空的折叠，封闭的我是“着相”。n是确定性，n-1则具有无穷的可能性，潜在比实存更值得关注，生命是生成性的、差异性的……这种思想，竟渐渐成为我生命的部分基底，冥冥中破障，我的焦虑与急躁衰退了，感知到更多生活的美感与灵气。增长智慧的兴奋亦或是滋养心灵的慰藉，阅读和交流带给我的神性时刻是那样丰富，让我真切地感受生之喜悦。


《一群“双非”本科生，和他们的一堂文学课》，促使我开始思考将知识作为精神生活的滋养和与学术为业的差别。阅读、交流、观察能带来非功利性的乐趣，可学术作为职业，要求全心服膺它的学科，接受专业化的训练和以严格的学术要求规范自己。我想，我更倾向于后者，虽然我解构了学术的价值超越性，但我热爱、相信，甚至信仰着人文社科，或许是因为它赋予我以差异性的方式理解、生成世界的命题与工具，解放和表达我的生命力量。学术工作可以承载我探索和理解世界的理想追求，而只有专业化的训练和献身于自己的工作，才能支撑我探索、突破社会学的边界。同时，学术工作与其他职业的差别，还在于学者和自己的论文并不会相异化，写作过程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写作是归属于自己的、踏实的劳动。


“人都是要死的”，将时间尺度放的足够长，一切事业和感情都没有意义。那么面对巨大的虚无，我该相信什么？或许我相信的不是存在答案和意义，而是相信寻找，相信在不确定性中的自由，相信创造差异的可能性。面对无限的丰富性，我该选择什么？当面对未知、面对不确定的恐惧时，我或许会选择头脑的清明。以思考的方式生活，对自己行为的意义做出说明，以锚定自己的位置。


我欲短暂地写下Q.E.D ( quod erat demonstrandum 证明完毕），但我知道，生命和学术之道是没有答案的谜题，于是我将庄重地写下ad infinitum（永无止境）。

参考资料

[1] 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人民出版社 2021-8
[2] 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人类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4
[3]阿丽莎·夸特：《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理想国|海南出版社 2021-9
[4]李连江：《在学术界谋生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8-5
[5]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商务印书馆 2019-6
[6]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 1986-8
[7]李猛.理性化及其传统：对韦伯的中国观察.社会学研究.2010.5
[8]埃里克·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
[9]克莱尔·科勒布鲁克：《导读德勒兹》；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8
[10]德勒兹：《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12
[11]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建构》；商务印书馆 2012-12
[12]迪迪埃·埃里蓬：《米歇尔·福柯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6
[13]海德格尔：《林中路》；商务印书馆 2019-1
[14]林松果：一群“双非”本科生，和他们的一堂文学课.人物
[15]波伏瓦：《人都是要死的》；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1

〇本文来自读者的来信。


〇封面为《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德语：Wissenschaft als Beruf、英语：Science as a Vocation）书封，本书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917年11月7日在慕尼黑大学向大学生发表的演讲，其手写稿于1918年出版。韦伯从自身经验出发，比较德国与美国大学体系之异同，谈论体系如何影响年轻人选择学术研究作为职业。以此为出发点，韦伯讨论从事学术所必须具备的内在特质，指出学者因学术特性而必须面对的孤独、超越道路。


〇编辑 / 排版：汽水 阿耐 Jamie 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