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法沿用千年不改，西方人到底怎么想的？

ycp123

我们如今使用的公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当时的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宣布启用名为「格里历」的新历法取代自公元前1世纪以来一直使用的儒略历。作为改历的其中一项内容，1582年10月4日之后不是10月5日，而是10月15日，这意味着教皇删减了日历中的10天，此举是为了抵消儒略历在千余年中累积的误差，从而让春分回到3月21日。
相信不少人在了解到教皇改历的具体内容时都会心生疑问：
既然儒略历有误差，为何会沿用千余年不作修订，是西方人不想改吗？

表面上看儒略历确实是在欧洲使用了超过1600年后才迎来变革，但如果仔细考察这段前后跨越17个世纪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一时期的西方世界并非没有关于历法的讨论。
4世纪：基督教的历法诉求

聊中世纪的欧洲历法，尤其是儒略历时，基督教在其中的影响不可忽略。基督徒有着自身独特的历法诉求，那就是计算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复活节日期。追根溯源，复活节脱胎于犹太教的逾越节，逾越节从犹太历1月「尼散月」（Nisan，相当于阳历3~4月）的14日晚起算，持续约七天。相传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正是尼散月14日白天，而耶稣复活时对应周日，于是逾越节的开始以及逾越节后的周日均演变成了纪念耶稣基督的节日。此后为与犹太教划清界限，同时统一不同地区教会制定的复活节日期，在公元325年召开的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上，前来与会的各地教会代表达成共识，规定以儒略历的3月21日为春分，复活节为春分后第一次满月之后的第一个周日。

描绘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场景的壁画

基督教将3月21日作为春分日期有其科学性，因为公元4世纪初太阳过春分点的时间的确是在儒略历每年3月20日前后。而在凯撒改历时的公元前1世纪，春分会落在儒略历每年的3月23日前后，公元1世纪时老普林尼则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春分在3月25日。这3天上下的日期偏差在随后数个世纪演变中形成了有关春分的两个传统——以3月25日为准的拉丁传统和以3月21日为准的希腊传统。

公元4世纪初太阳在儒略历每年3月20日前后过春分点︱Stellarium模拟

8世纪：春分的「希腊传统」与「拉丁传统」

现在我们知道，上述的春分日期的差异本质上是儒略历历年与真实回归年不吻合引起的，儒略历历年平均长365.25天，大于回归年的365.2422天，这使得每约130年儒略历的累计天数就会比真实回归年多出整整1天，体现为春分日期提前1天。从凯撒改历的公元前45年到公元325年，这种误差带来的日期偏差达到了3天，基本对应了春分日拉丁传统与希腊传统的差异。
不过对古代晚期与中世纪早期的基督徒来说，他们对于真正的回归年长度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但春分日只会有一个，很显然拉丁传统和希腊传统有一个是错误的。活跃于公元8世纪的比德（Bede）通过实际观测证明希腊传统比拉丁传统更贴合实际天象[1]。8世纪时的真实春分已经来到了3月17日前后，尽管希腊传统与之相比也有了3天左右的误差，但拉丁传统的误差是前者的两倍，两者的区别不难察觉。

12世纪抄本中的比德画像

12~13世纪：培根的教皇「哥们儿」

西欧的拉丁学者明确意识到分至日漂移的原因大概要等到他们接触到阿拉伯天文学，也就是11世纪前后，此时随着基督徒从伊斯兰教徒手中逐步夺回伊比利亚半岛，星盘，积尺[2]等阿拉伯天文学的先进成果陆续进入了西欧拉丁学者的视野。

阿方索六世征服托莱多（1085年）的壁画。托莱多图书馆的大量文献是拉丁学者了解阿拉伯天文学的重要渠道

目前已知最早在拉丁世界讨论儒略历误差的是12世纪的一位不知名学者彼得（Peter），他在一部著作中专门探讨了这一困扰拉丁世界多个世纪的课题：「为何夏至、冬至与春分、秋分的日期不再与古时完全吻合」？彼得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儒略历历年比回归年要多出12分钟，当这种偏差长期存在时，就会导致儒略历月份最终会与季节彻底脱钩。彼得还指出，如果要解决偏差持续扩大的问题，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每经历29次闰日后取消第30次闰日，即每120年中只有29次而不是30次闰年。按照彼得的修正方案，修正后的历法历年长度约为365.2417天，略短于回归年，已经和现代公历的误差相距不远。
13世纪著名哲学家罗杰·培根（Roger Bacon）也注意到了儒略历的误差，甚至一度找到了推动历法改革的钥匙——他与教皇克莱门特四世（Clement IV）私交甚好。克莱门特四世在当选教皇以前已对培根独特的哲学思想有所了解，他希望培根能够将相关内容整理成书以便进一步探讨。1266年克莱门特四世以教皇的身份正式诏令培根提交作品，《大著作》（Opus majus）、《小著作》（Opus minus）、《第三著作》（Opus Tertium）等作品正是培根在这一时期写就的。

1750版《大著作》封面

在《大著作》和《第三著作》中培根重复讨论了有关历法的问题，他指出历法错误将导致宗教节日尤其是复活节日期的混乱，如不及时修正，不仅会严重损害教会的权威，甚至可能对基督教的正统地位造成威胁。可惜的是培根的上书并未得到教皇的积极回应，一个主要原因是克莱门特四世在1268年年末猝然离世，这也不禁让人怀疑教皇是否有足够时间消化培根的历法改革提议。

克莱门特四世画像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13世纪时拉丁学术圈内有关如何修正儒略历的讨论已经遍地开花：除了培根提议每125年减少1个闰日[3]，与培根同时代的萨克罗博斯科的约翰（John of Sacrobosco）也提出每288年减少1闰日的方案，1276年成书的一篇文献中更是有一个从日历中删减16天的激进方案。
14~16世纪：「屡战屡败」的改历尝试

如果说13世纪时教会对历法改革的态度还不够明朗，那么进入14世纪以后，「历法需要改革」的思想正在教会高层中生根发芽。不过教会的知情不意味着改历进程就是一片坦途，在1582年靴子正式落地之前的两个多世纪中，有数次针对历法的改革尝试，但结果显而易见——都没有成功。如果进一步分析改历为何频频受阻，相关原因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科学因素。当11世纪彼得首次在拉丁世界指出儒略历与回归年之间的差异时，他同时表示要谨慎行事，因为删减日期能否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尚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相关的操作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原有历法体系分崩离析。彼得的谨慎不无道理，天文学界虽然很早就有「儒略历存在误差」的共识，但误差的具体数值究竟多少，则是经过数个世纪随着观测技术水平提升才逐渐达成一致。另外尽管儒略历本身是阳历，但由于教会需要基于儒略历计算复活节日期，相当于引入了阴历（月球运动）成分[4]，改历时也需一并考虑。科学因素对改历活动的影响简单概括起来就是「有误差说明需要改正，但误差的具体大小还有待确认」。

哥白尼在《天球运行论》前言中提到利奥十世在位期间的一次改历，他认为改历未获成功仅仅是天文方面的原因︱《天球运行论》

第二类是技术因素，这主要涉及改历方案的具体设计。例如是一次性删减儒略历带来的天数误差，还是通过取消一段时间内的闰日让春分日期逐渐归位？春分日期是以3月21日的希腊传统为准，还是以3月25日的拉丁传统为准？改历后原有的复活节日期计算方式能否沿用？改历后新历法如何确保不再出现同样的误差问题？如何处理由改历引发的法律问题？等等。不难发现这些争议并非孤立，而是一环扣一环，这使得技术原因一直是历次历法改革中争论的焦点之一。即便是1582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宣布改历后，部分争议仍在继续。

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改历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天文学家克拉维乌斯于1588年出版《新罗马历法申辩》（Novi calendarii romani apologia）一书回应各方对新历法的质疑

第三类是政治/宗教因素，最为典型的就是罗马教会内部的派系斗争。1582年以前的改历尝试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发生在1437年，此时正值巴塞尔大公会议[5]期间，一份历法改革提案已经被纳入官方法令草案，离宣布成为正式法令就差临门一脚，甚至有学者已经提前获知这一有关历法改革的新法令内容，准备着手编撰基于新法令的1440年历书。但就在同一时期（1438~1439），由于大公会议与时任教皇尤金四世（Eugene IV）的矛盾渐趋白热化，导致后者遭大公会议暂停教皇职务，稍后更是被贬为异端。

教皇尤金四世肖像

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下强行通过改历方案无疑是节外生枝，比如出现其中一方的追随者遵循新方案但另一方出于立场原因维持原状。于是原定于1439年5月实施的历法改革被屡次搁置讨论，直至1440年12月12日时，根据指导委员会的建议，议会代表们投票决定「鉴于当前形势，暂不就历法改革作出任何决议」。此次几乎要成功的历法改革就此沦为教会分裂的牺牲品。
另一种容易导致改历方案流产的声音则是「教会永远不会犯错」。例如16世纪初教皇利奥十世（Leo X）在任期间（1513~1521）讨论如何改历时，多明我会神学家奇普里亚诺·贝内特（Cipriano Benet）反对改历的理由之一就是如果改历，就等于承认教会在历法问题上曾经犯错，这将是对教会严重的大不敬。

教皇利奥十世

最后一类原因是很难事先预料的不可抗力。如上文提及有意听取培根意见的教皇克莱门特四世的突然离世；又如14世纪改历议程进行中遭遇到肆虐整个欧洲的黑死病疫情；再如教皇西斯笃四世（Sixtus IV）曾于1475年邀请学者雷吉奥蒙塔努斯（Regiomontanus）主持历法改革工作，但后者赴罗马上任不久便离世。

教皇西斯笃六世

16世纪末：格列高利十三世成功了......吗？

当16世纪下半叶格列高利十三世再次决定改革历法时，他是否需要继续面对以上种种不利因素呢？科学方面，西欧天文学家在1550年以后对回归年与朔望月的具体周期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格里历最终使用的是365.2425天的历年长度，与真实回归年仅有0.0003天误差。技术上格里历选择了一次性删减10天，在儒略历规则的基础上添加新的置闰规则（逢百年不闰，逢四百年闰），启用新复活节算法取代原有黄金数算法的方案。这一次的改历方案依旧没能让所有人满意，但在最终审议时，罗马教会内部并没有太多反对声音。这或许是经历了一系列宗教改革及反宗教改革运动后，仍然保持天主教信仰的国家与信徒进一步加深了对罗马教会的认同。至于不可抗力，应该说格列高利十三世是幸运的。

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

以罗马教会的视角来看，1582年的改历也许并没有达到原本的目的。教皇原想借助新历法弥合日益分裂的基督教，但格里历如同一管酸碱指示剂，明白无误地揭示了有些地方已不在罗马的控制之下——在格里历颁发的当年，只有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及附属地区响应了罗马教会改用新历法。至于在科学层面上，格列高利十三世的改历无疑是成功的，当抛开新历法中的宗教元素，不难发现格里历在与儒略历基本同样简洁易懂的前提下做到了准确性更胜一筹，这大概是接下来数个世纪不同民族、信仰各异的国家陆续接受格里历，使其最终成为全球通行历法的一大原因。

参考&拓展
[1]Nothaft C P E. Bede’s horologium: Observational Astronomy and the Problem of the Equinoxes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 (c. 700–1100)[J].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2015, 130(546): 1079-1101.
[2]一类包含一系列天文表的天文手册
[3]培根的方案随时间推移有所改变，最初是130年减少1天，中期改为125年减少1天，后期提高到120年减少1天
[4]复活节日期本质上是由太阳和月球的运动，以及星期循环共同决定，计算时相当于要同时考虑三个变量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uncil_of_Flo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