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免库克只是前奏，美联储的王座才是正题：特朗普的权力游戏，为谁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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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博士 政治传播学博士

本周一，8月25号，特朗普声称依据《联邦储备法》有权“因故”解雇美联储理事会成员丽莎·库克，理由是她在房贷协议上有虚假陈述，指控她在2021年分别将两处房产都标记为主要住所，以获得更优惠贷款条件。
丽莎拒绝承认总统有这种权限，认为特朗普要求对她的解雇“无正当理由”。
01 丽莎·库克是谁？

丽莎·库克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及商学院担任访问助理教授，后曾担任美国财政部顾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此外，她还曾为尼日利亚和卢旺达政府提供银行和经济发展建议。她发表了众多研究，尤其关注宏观经济学、经济史、以及非裔美国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问题。
2022年1月，时任总统拜登提名她为联邦储备理事会成员。她在参议院经历党派僵持后，于同年5月以51–50的微弱优势（时任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投下关键决定票），并于5月23日宣誓就职，成为首位担任该职的非裔美国女性。2023年9月，她再次被任命，任期为14年，至2038年1月31日。
在货币政策观点上，库克与多数美联储的理事一样，坚持美联储独立和稳健货币政策，强调控制通胀的重要性。而在特朗普眼中，这就意味着库克与自己的死对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站在同一阵营，都是阻碍他快速降息诉求的制度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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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 华尔街日报

特朗普认为，较低利率能够刺激经济和股市，从而在政治上对他有利。对特朗普而言，股市表现几乎等同于经济成绩。他经常把股市上涨视为自己施政成功的“晴雨表”：降息往往能推高股市，对他来说是直接的政治资本。并且，在其执政期间，美国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发动贸易战，关税提高加剧了经济不确定性。降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贸易战带来的成本上升，并且压低美元，配合其贸易政策，使得美国出口品更便宜，增加制造业竞争力，同时缓解企业与消费者压力。降息对房地产、股市和部分依赖信贷的行业（如建筑、能源）也有直接好处，而这些行业正是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群体。
基于以上原因，执着于降息的特朗普甚至在社交媒体和公开演讲中反复批评鲍威尔，指责美联储“拖累经济”，“不懂配合政府”。这种公开的指责已经打破了美国总统通常尊重美联储独立性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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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特朗普在truth（真相）社交媒体上，公开批评鲍威尔“固执”。原文翻译：“杰罗姆·‘太迟了’·鲍威尔，这个顽固的蠢货，必须立刻大幅降息。如果他继续拒绝，理事会就应该接管，去做所有人都知道必须要做的事！”

美联储作为独立机构，其政策目标是控制通胀和稳定经济，而不是迎合白宫的短期政治诉求。特朗普则把利率问题与自己的连任和政治表现直接挂钩。尤其在贸易战和疫情时期，他希望通过宽松货币政策来抵消经济冲击，而鲍威尔坚持渐进、审慎的态度。这种分歧导致总统与央行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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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特朗普与鲍威尔

在这种矛盾背景下，特朗普不仅把矛头对准鲍威尔，也逐渐把不满延伸到其他美联储理事，包括丽莎·库克。他宣称库克涉及“抵押贷款欺诈”，并宣布将其“解职”，实际上延续了他一贯的策略：通过施压或人事手段来削弱美联储的独立性、强化白宫对货币政策的控制。
02 此次罢免举措作为特朗普全面控制美联储计划的一环，后续将对美国相关政策产生什么影响？

根据《联邦储备法》条款，总统的确可以移除理事，但门槛极高，通常需要严重违法，道德败坏或无法履职，而非一般政策性分歧。历史上也几乎没有总统解雇过联储理事。在任期间的“渎职/不能履职”才更可能构成“因故”，与就任前私人事务关联度有限。

丽莎·库克的律师周二表示，将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解除库克职务一事提起诉讼。特朗普周二表示，他已准备好与美联储理事库克展开法律斗争；他已经准备了不少自己青睐的人选来接替库克的位置。

按此发展下去，该案极可能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成为界定总统对联储权力边界的标志案。美联储理事通常任期为14年，目的就是避免短期政治压力。若总统可以随意解雇成员，将严重削弱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引发市场担忧，财政部向公众借钱（发国债）的时候，成本可能会被抬高。
短期内，投资人会担心央行是否还能保持独立，如果觉得总统随时能干预，那大家就会给这种风险“加价”。因为买债的人要求更高的回报来抵消政治风险，长期国债的利息（长期收益率）可能升高。但反过来，如果市场押注“特朗普能迫使央行快速降息”，短期利率的预期则会下降。短期内利率下降的好处是，银行更容易放贷、企业和消费者借钱成本下降；坏处是，长远来看银行体系可能更脆弱，遇到危机时更容易出大问题。两者结合起来，利率曲线（短期和长期利率的走势）可能变得更陡，甚至更乱。至于对美元汇率的影响，一方面投资人可能为了避险而买美元，另一方面利差下降又会压低美元，所以难以预测，给投资者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
如果法院真的允许总统以模糊的“因故”为由罢免丽莎·库克，那么不只是美联储，像 FTC（联邦贸易委员会）、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FCC （联邦通信委员会）这些本应独立的监管机构都可能被总统直接干预，美国长期以来的独立监管传统就会被削弱。反之，如果法院明确规定“因故”必须是比如“在职时渎职或无法履行职责”，那就能为监管独立性画出更清晰的保护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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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特朗普凌驾于美联储之上？图源：彭博社（Daniel Zender绘制）

然而，特朗普即便败诉也“稳赚不赔”。即使特朗普无法在法律上“开除”库克，这类动作也会压迫降息叙事，使FOMC（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更频繁被迫解释“政治与数据”的关系，推升沟通成本与波动；并且，把中央银行塑造成“拖累增长的官僚堡垒”，对核心选民是强动员符号；即便法院推翻，也可指摘“司法与建制联手”。并且，通过此威慑性罢免，特朗普把“降息”从技术问题变成忠诚测试，让仍在任的理事与候选人噤若寒蝉。
03 从历史角度剖析：为什么特朗普不重用技术官僚

技术官僚（technocrats）代表着“专业知识”“制度性约束”和“循规蹈矩的政策执行”。特朗普的政治品牌是反建制、反专业主义的：他直接否定科学家、学者、职业外交官、官僚体系的权威，转而诉诸“常识”“直觉”和“人民的真实声音”。
技术官僚的治理逻辑强调制度连续性和专业约束，而特朗普的政治逻辑强调的是忠诚度和表演性。他更看重官员是否能在公共舞台上“无条件为他背书”，而不是是否有治理专业性。换句话说，“懂技术”不如“能上电视为他辩护”重要。
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叙事里，技术官僚容易被归入“deep state”，即建制派官僚集团。他们被视为“阻碍特朗普兑现承诺的障碍”，而非助力。
特朗普既是经济与社会意义上的精英（亿万富翁、常春藤教育背景、媒体权力中枢的产物），但却不断攻击技术官僚与知识精英。这一悖论不仅在新冠疫情政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也通过他对大学、科研体系和教育部的打压体现出来。
在最近一年内，特朗普政府多次提议削减 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SF（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科研机构的预算，理由是“浪费纳税人钱”。教育部在他任内被极大边缘化。并且，特朗普将大学描绘为“左翼洗脑工厂”、“仇美精英堡垒”，推动限制国际学生签证、压制学术自由（尤其在中美关系紧张背景下，针对中国留学生和科研合作，见作者之前的文章特朗普誓要夺回高校控制权，全美200余所高校联名硬刚！白宫还有后招吗？与特朗普政府移民与教育领域的“快政”实验：效率革命，还是制度撕裂？）。这些政策不仅出于经济与政治考量，更是一种象征性斗争：削弱知识共同体的权威，巩固“人民对抗精英”的民粹叙事。
而前半年特朗普对于科研与高校机构的宣战，与近日他对美联储“宣战”一脉相承。美联储自 1951 年确立独立地位以来，长期被视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完善与美国战后金融霸权的制度支柱，其独立性既象征着国内经济治理的专业化，也承载着美国在半个世纪中独霸半球的金融遗产。然而，特朗普对美联储的攻击（包括威胁撤换理事丽莎·库克等技术官僚）不仅是对央行独立性的否定，更是一种试图“拆解这一体系遗产”的举动，将货币政策重新拉回总统选举与民粹政治的轨道。
从历史视角来看，技术官僚治理在 20 世纪中期最初被设想为一种“第三条道路”，既区别于法西斯政体，也不同于铁幕另一边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而是试图通过专家理性与科学管理实现社会秩序的现代化。在冷战格局中，这一理念逐渐被美国吸收。在冷战格局陷入“墙倒众人推”的窘境时，以里根与撒切尔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将自己标榜为“超越冷战的新格局”，由此，巴塞尔协议（由国际性金融机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的银行资本和风险监管标准，目的是通过要求银行持有足够的资本来抵御金融风险，维护全球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及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跨国专家网络则在“去政治化”的名义下推动资本自由化与市场化规则。
但在事实上，这些跨国技术官僚机构则成为了冷战后期美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设定议程的重要工具。换言之，技术官僚并未超越政治，而是与新自由主义和冷战霸权相互嵌套，服务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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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从左往右）：里根，撒切尔与哈耶克。插画作者Anna Sorokina

然而，这一秩序的长期运作也孕育了内在的矛盾。数十年来，这一体制所带来的社会撕裂——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去工业化、社会保障的削弱以及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危机——逐渐侵蚀了技术官僚治理的根基。
2008 年金融危机成为关键转折点。当国家动用巨额公共资金救助金融精英、却让普通家庭承受失业和债务崩溃时，新自由主义“专家治理”的合法性被架在火上烤。而特朗普主义正是沿着这一历史轨迹而生：它借助民众对新自由主义技术官僚的不满，以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话语攻击央行、监管体系和多边框架，同时又在实质上加深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掠夺逻辑。
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主义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偏离或意外，而是其“烂果实”，既揭示了新自由主义长期的虚伪与矛盾，又将其最具破坏性的倾向推向极端。它一方面利用了新自由主义制造的不满，以“反精英”，“反技术官僚”的姿态攻击美联储独立性和巴塞尔框架；另一方面，它又在实质上服务于国内资本利益与民族主义民粹的短期政治逻辑。正如 1930–40 年代，纳粹焚毁倡导技术官僚与国际协作治理的英国社会学家H. G. Wells 的著作，以抵制国际主义理性，当下的民粹主义同样以否认专家合法性的方式动员选民，暴露出技术官僚治理在政治极化与霸权衰退中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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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社会学家与科幻作家H G Wells所畅想的技术治理未来图景

由此，一个历史性的闭环浮现出来：技术官僚运动一开始强调“专家中立理性”，但后来逐渐与新自由主义结合，成为推动全球市场化和美国冷战霸权的工具。这一体系在维持了几十年之后，却在金融危机和社会不满中显露出矛盾。特朗普主义就是这种矛盾的爆发：它以“反精英、反专家”的姿态撕开了技术官僚治理的面纱，反过来冲击了美国自己建立的制度。这个过程说明，技术官僚治理从来都无法真正摆脱政治和权力，而战后形成的国际金融秩序如今正面临深层的合法性危机。
04 那么，特朗普到底在用什么样的人？

特朗普倾向于任命那些以忠诚和表演性著称的人，比如“电视面孔”“法律斗士”“运动式政治活动家”。他们常常缺乏技术性治理经验，但能够展现与“特朗普式政治”一致的风格。
无论是军人（尤其是带有强硬象征的将领）、商人（特别是地产/能源领域）、法律斗士（右翼律师、法官），这些象征着“力量”，“美国优先”，似乎更符合MAGA文化想象的人群，只要不趋炎附势于特朗普，都很难得到他的尊重。
比如，尽管特朗普在边防问题和增加军备开支等问题上态度强硬，他却蔑视阵亡士兵与退伍军人，称在一战中阵亡的海军陆战队员是“傻瓜”，还质疑美国为何要参战；在白宫会议中甚至要求军队阅兵不要安排残疾老兵出场，因为“不想看到那种场面”。特朗普常把“输家”用来形容服役、牺牲或负伤的军人，他无法理解军人自愿服务、无私牺牲的意义。特朗普始终把价值与金钱回报挂钩，认为聪明人若参军就是“没出息”。他本人因“骨刺”获得越战体检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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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Richard Ellis（英国卫报）/Getty Images

对比之下，像史蒂夫·班农、彼得·纳瓦罗这样的角色，因为他们能将复杂议题包装成“美国优先”的叙事，为MAGA大众提供敌友二分的框架，从而与特朗普达成短暂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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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Financial Times金融时报

05 我们如何预测下一步特朗普的MAGA运动联盟？

特朗普一度与以马斯克为代表的科技右翼走得很近。虽然“科技右翼”中很多人也有技术背景（硅谷创业者、工程师、风投），但他们对“专业主义”持怀疑态度，强调个人直觉、企业家精神和去中心化的“聪明人自发秩序”。他们往往反对被视为“腐败或无能”的官僚体制，认为知识权威应来自市场实践、创新速度，而非学术或政府认证。技术官僚依赖的是 制度化科学，科技右翼强调的是去制度化的技术与市场逻辑。
然而，硅谷的技术右翼，他们看似与技术官僚不一样，却难免落得同样下场。部分科技右翼（如马斯克）在某些议题上也会诉诸技术官僚逻辑（例如SpaceX必须遵守NASA、FAA的安全审批）。同时，一些技术官僚也会“借力”科技右翼的市场创新能力（如DARPA（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和硅谷的互动、AI安全研究机构与风投基金的合作）。
特朗普对于技术官僚的打击，也延伸到了他对于科技右翼群体的态度（见本号之前文章裂解的右翼联盟：从MAGA到“美国党”的权力重构）。特朗普对待技术官僚的模式是：只要构成权威约束，他就打压、边缘化。特朗普打击技术官僚的理由是“不服从、不听话”。科技右翼今天支持他，是因为两者在反对“深层政府”、反对监管方面暂时一致。但当科技右翼的话语权、资本力量越来越大，若不听命于特朗普，也会被视为潜在威胁。当下，科技右翼正在形成另一种“平行权威”（例如硅谷富豪自己建媒体帝国、加密金融体系、AI开放社区），所以特朗普迟早（也已经）认为他们“不受控”。短期内，特朗普会利用科技右翼的资源（资金、平台、舆论工具），但一旦他不再需要，或者科技右翼挑战他的主导权，就会像处理技术官僚一样，转而攻击他们。
结语：精英身份与反技术官僚的悖论

特朗普本身是资本精英、社会名流、接受常春藤教育（宾大沃顿商学院）。从这个角度，他与技术官僚共享精英身份。
但是，在特朗普的叙事中，合法的精英是像他这样的“成功企业家”，“交易高手”——他们被视为“强人领袖”，代表人民的意志。不合法的精英则是“无用的知识分子”“腐败的官僚”“脱离实际的科学家”，他们既不能创造财富，也在阻碍美国复兴。这种划分允许特朗普在“精英 vs 人民”的民粹框架中自我定位为“人民的代言人”，而不是“体制内精英”。
这就是所谓的“民粹-精英悖论”：领导者本人是精英，但通过攻击其他形式的精英（尤其是知识官僚），来建构自己与草根群体的共同体。特朗普的财富和名气反而被包装成“对抗腐败精英的资本”。
总而言之，特朗普不重用技术官僚，是因为他需要的是忠诚度、表演性和动员力。MAGA政治的底层逻辑是反专业主义与民粹表演，这与科技官僚，甚至是与MAGA关系更加亲近的科技右翼所幻想的精英化、未来主义的技术治理，都存在着根本张力。哪怕以马斯克为代表的科技右翼和MAGA在“反建制”的口号下曾短暂结盟，但MAGA要的是“人民对专家的反叛”，而科技右翼要的是“专家用技术替代政治”，而这正是分道扬镳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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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特别鸣谢腾讯新闻作者“枫雪琴书斋”针对技术官僚历史谱系部分内容宝贵的洞见与修改意见

｜本文独家发布于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