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砸4万亿催生失败，中国3600元生育补贴，能避开三重生育陷阱吗？

神隐之左手

日本政府每年投入超4万亿日元育儿补贴，并计划从2026年起征收「单身税」，一系列催生狠招，并未将日本拉出人口危机的泥沼。日本出生人口连续14年下跌，2024年出生的新生儿不足70万，生育率跌破1.2。
作者：蝎子号，蓝橡树主编。
........................................

日本生育率危机始于70年代，1989年“1.57冲击”为首次全国性警报，2005年人口负增长标志不可逆转折，2024年数据（1.15）则表明危机已进入“断崖式”阶段。
期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催生政策，包括经济补贴、教育医疗减免、灵活工作、社区支持、住房补贴等，但是收效甚微，2024年新生儿不足70万，跌至谷底。

呼吁了那么久的「生育补贴」，终于落地了。
消息一出，网上反应耐人寻味——
“3600元，够买几罐进口奶粉？”
“每个月3600元，我考虑一下。”
“发一套北上广的商品房，才算诚意。”
“买保时捷减50优惠券。”
的确，对城市家庭来说，每年3600元的补贴确实存在感很低。但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广大乡镇，这三年累计10800元的补贴，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也有不少声音为补贴叫好
这笔钱到底有没有用？它到底想解决谁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我们邻国日本。
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在他2020年出版的著作《低生育陷阱》中，对日本社会持续30年的少子问题进行剖析。
在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上，东亚国家有很多相似之处，日本面临的困境，可作为我们的行动对照。今天，我就借助山田昌弘的研究，拆解生育背后的三道“陷阱”。
在正文开始前，先做个投票，听听你们对补贴的意见——
第一重陷阱：

别问年轻人「生不生」，

他们连婚都不想结

很多生育政策，包括发放补贴、扩建托育园、提供「妈妈岗」，都默认了一个前提：催生目标人群是已婚夫妻。政策鼓励他们从“不生”到“生一个”，从“生一个”到“生二胎”。
但山田昌弘研究发现，这是根本性的误判。他指出，日本少子化的主要原因，并非已婚家庭选择丁克，而是“不婚化”——年轻人从一开始就选择不进入婚姻。
这点趋势，在中国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的结婚登记数量在2013年达到1346.9万对的顶峰后，便开始了长达9年的连续下降。
虽然在2023年，受疫情后需求释放等因素影响，结婚人数回升至768万对，但这并未改变整体的下滑趋势，2024年一整年，只有610.6万对新婚登记。

结婚人数这个基础盘不断缩小，生育率下降是必然结果。
观察我们身边的现实也是如此。
真正结婚后，依然坚定选择丁克的家庭还是比较少的。我身边的朋友，以80后为主，只要结婚，基本都会生1-2个，甚至3-4个，生育困难、锲而不舍跑医院也大有人在。

这是因为在东亚文化传统里，婚姻和生育依然被深度绑定。一个重要的佐证数据是“非婚生子女比例”。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在很多欧美国家，非婚生子女的比例超过40%，在法国和冰岛甚至超过60%。
但在日本和韩国，这个比例长期低于5%。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2024年非婚生子女数量为31万人，占同年新生儿总数的3.2%。
在东亚社会里：不结婚，约等于不生孩子。
为什么年轻人不结婚了？山田昌弘认为，经济问题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使得年轻人难以走入婚姻。

为了催年轻人结婚，日本拍出了《和我结婚吧》之类「先婚后爱」的日剧
这届年轻人不愿贸然走入婚姻，不是因为他们逃避责任，反而是因为责任心太强了，他们比任何一代人考虑的东西都多。
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去讨论如何鼓励已婚家庭生孩子，却没有看到年轻人连婚姻的门都进不来了。
这个问题在未来几年会更突出。

第二重陷阱：

“阶层滑落”的恐惧，

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如果说不结婚是低生育的直接原因，那么其背后更深层的心理动因，则是山田昌弘指出的第二个陷阱：对“阶层滑落”的深刻恐惧。
山田昌弘发现，在日本，人们普遍抱有“不想让孩子比自己过得差”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甚至超越了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
如果父母预见到自己无法为孩子提供不低于自身成长环境的“普通生活”，他们就会主动限制生育数量。
这种心态，是不是跟如今北上广家庭密集育儿的情景很像？
就在前段时间，我问10岁的儿子将来准备生几个的小孩。他告诉我，他不打算生孩子。理由是没有信心给孩子带来像他这样的生活，不想让孩子到这个世界上「受苦」。
80后、90后、00后这批人，是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通过努力、时代红利，实现向上流动，过上了比父辈更好的生活。但当他们成为父母时，却发现想让自己的孩子复制这条路，变得异常艰难。
“育娲人口研究”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显示，我国家庭将一个孩子抚养至18岁的平均成本为53.8万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人均GDP的6.3倍，比率几乎是全球最高的。在北京和上海，这个成本更是分别高达93.6万元和101万元，这还仅仅是养到18岁。

书中山田昌弘举了个例子，当日本家庭如果无法给第二个孩子提供一个独立的房间，就倾向于不生二胎。在中国大城市的家庭中，住房同样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很多西方家庭倾向于养育孩子到18岁为止，所以养育成本是可以计算的，现金补贴鼓励生育也是很是有效的。
但在东亚国家，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远不止18岁。
子女大学学费、买房首付、结婚彩礼嫁妆，甚至带孙辈的精力投入，都是父母需要承担的成本。这使得养育一个孩子，成为一场持续大半生的、沉重的财务和精力付出。

从早教班、兴趣班，到学区房、国际学校，教育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背后都是家庭真金白银的付出
年轻人面临的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未来，他们应付自己的生活都自顾不暇，又如何有信心能为另一个生命托底，保证他不“阶层滑落”？
“我自己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怎么敢轻易把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跟着我一起受罪呢？”编辑部一位00后的女孩如是说。
第三重陷阱：

养育目的转变，

当孩子成为“奢侈品”

小额现金补贴，为何难以撬动城市中产的生育意愿？
山田昌弘给出了第三个解释：在现代社会，孩子已经从“生产性财产”，转变为“消费性财产”，甚至是一种“品牌化”的奢侈品。
传统农业社会，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个劳动力，孩子是家庭的“生产资料”和养老保障，生育具有明确的经济回报。
但今天情况完全变了。指望养儿防老，从经济学上看是一笔极不划算的投资。生养孩子的意义，更多地转向了情感层面：体验为人父母的乐趣、获得天伦之乐、实现自我成长。
山田昌弘进一步指出，更有甚者，孩子还承担了“品牌”的功能。
父母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养育出一个“高价值”的孩子。就像一个奢侈品包包，它的价值不在于能装多少东西，而在于品牌本身带来的身份认同和炫耀价值。
一个会弹钢琴、会打马球、能说流利外语、就读于名校的孩子，和一个只会玩泥巴、在流水线工作的孩子，在作为“品牌”的价值上是完全不同的。为了打造这个“高价值品牌”，父母需要前期大量投入。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生育成本为何高得离谱。因为它已经脱离了基本的生存需求，变成了一场提升孩子“品牌价值”的消费竞赛。

马术这项贵族运动，走入普通家庭
当生育变成一场如此昂贵的“奢侈品”，一年3600元的补贴，就好像你去看一辆几百万的豪车，销售给你一张50元的优惠券——它不仅无法解决你的购买力问题，甚至会让你觉得有点被冒犯。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呼吁开征“单身税”是行不通的。它将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简化为个体的道德选择问题，试图用惩罚的方式来倒逼人们生育，这是完全错误的方向。
一笔补贴，两个中国

写到最后，《低生育陷阱》也给出了解决方案，不管有没有效，我们姑且看看——
要么，让年轻人有即便结了婚，生了2-3个孩子，依然能维持父母那辈生活水准的希望。或者，让年轻人放弃要达到父母辈生活水平的念头，优先考虑结婚/育儿的事情。
前者是需要大力改变经济状况和阶层状态，后者则需要改变人的意识。
作者呼吁：“要将我们社会改造成一个无论哪个年轻人，都有希望将来能不让自己孩子受苦的社会。”
所以，在不婚化、阶层滑落恐惧、育儿奢侈品化这三重陷阱的围困下，现金补贴对扭转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低生育率趋势，作用有限。
但这绝不意味着政策没有意义。
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与日本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内部巨大的差异性。中国存在着发展水平迥异的几个“平行世界”。当我们把视线从这场城市家庭的生育焦虑中移开，就会发现政策的真正落点。
对于低收入群体，尤其是生活在广大县城、乡镇和农村家庭来说，这笔钱是实实在在的。这笔钱，或许无法根除生育的结构性困境，但它能在最大范围内，为最需要帮助的家庭提供一份“兜底性”的支持。

中国的解题思路必然更复杂，解决低生育难题除了发钱，还需要建立一个生育友好的社会：公交出行不歧视婴儿、补偿女性养育付出、提供更多优质教育机会等等。
但说到底，在现代社会生娃是每个人自由的选择，生了也不能缓解人类存在主义的焦虑；不生也不至于背负上道德枷锁。
最近，我还看到了一些有趣的后续。
日本社会在经历了“低生育的三十年”后，拐点出现了！由于劳动力人口急剧减少，日本的就业市场从“买方市场”变成了“卖方市场”，应届生就业率高达98%！人均有3个以上的offer。

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在人口波动中当然也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