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职校生的人生歧路与身份共鸣 | 正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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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孙小野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到一本文集，里面有自述、剧本、诗歌和小说，作者是全国各地的职校生。他们写初中辍学、校园霸凌、进厂打工、流水线上的日与夜，也写自己的快乐、迷茫与面对社会偏见不得以的沉默。
序言中，来自南京某职校的阿Q写道，“之所以要做一个职校生杂志，不仅仅是因为大家有表达的欲望或者想要发表，更可贵的是，在大家展示自己所写的文章的时候，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在一起。……我们是不愿沉默的，我们是活泼的。”
在中考分流接近五五开的情况下，职校生是一个庞大的年轻群体。他们被更早地推向社会，最终以自己的方式汇入大海。在媒体和舆论空间，他们的声量十分微弱，些微的表达也就显得尤为珍贵。
在这本叫做《野麦》的文集里，我找到了三位投稿的学生，分别是出生于2002年的小谭，1999年的兔麻麻以及2004年的梦邴。聊天过程中，很多预设的问题都失效了，他们表现出超乎想象的成熟和自信，早熟的社会经历，让他们有了看待世界的独特立场。
小谭：那个毕业证没有意义

2018年，小谭初中毕业，班上将近一半同学没考上高中。他从小偏科严重，离录取线差了20多分，选择了去广州读职校，模式是3年中专加2年大专。那个暑假，父母反复念叨：“你连高中都没考上，我们还供你继续读书，你应该知道感恩。” 
职校生活很快让小谭失望，周围男生天天想着加女生微信，聊怎么能和女生上床，为了一局游戏输赢而大打出手。他本来和班主任关系不错，一次上课，班主任在讲台上笑着说：“平时女儿不听话，我抄起棍棒就打。”小谭有过被父亲拿着水管追着抽的经历，他无法认同一个会家暴的人，从此再也没有听过班主任的课。
小谭平时爱看历史，崇尚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位古巴革命家及领导人，年少时曾经带头反对有钱权的父亲，阻止虐待自己家的雇工。小谭常用名人故事激励自己，“要有坚持的原则，至少要正义和善良。”
小谭的母亲是一名清洁工，父亲是一名负责制作公交站牌的国企工人。在小时候，小谭很崇拜父亲，提起父亲的工作语气自豪。城市发生暴力事件时，父亲还曾不顾安危去维持秩序，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在他成年后的那个暑假，母亲要求他上交打工的工资，说把他养到18岁，他赚的钱应该属于家长。小谭不愿意，在家发了火，说供孩子吃穿本来就是父母的义务，父母却总把这些当恩赐，时刻提醒他要回报。他决定从家里搬走，在外租房住。
从十六岁开始，小谭就经常去打工，算上日结的零工，这些年他大大小小打过150多份工，短期的比如在售楼部里敲金蛋、做引导员、扮玩偶，长期的是做服务员、客服、酒店前台等。
他还进过两次厂，第一次是2021年，他进了东莞一家生产电池的电子厂。那个岗位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把电池上端的两只极耳弯折到位，每天工作11个小时，成品是某知名品牌手机的一部分。
在工厂里，他遇到了很多同龄人。拣货岗位的女生在一所公立职校学幼教，但被学校用毕业证威胁，不得已来电子厂赚学分。搭档的男生也是职校生，一次次被学校送来工厂，干活懈怠。小谭虽然同情他，但线上积压货品太多，不得以向领导打了报告。替换来的男生年龄大一些，手脚麻利，他想读专升本，但家里已经有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父母认为他没必要再读，让他放弃。
小谭对这些人的遭遇感到愤懑又无奈，他不明白为什么学生要被不断派往工厂，为什么学历低就要被理所当然地放弃。在《机器零件的“真面目”：记录一个多月的电子厂打工生活》一文中，小谭写道，“我不禁想起了过去那些梳着杀马特头型，进厂打工的那些青年们。他们或是怀着一腔热血，想要赚钱给自己的家人更好的生活，又或是想要赚些钱让自己活得更体面，将自己的外表收拾得更漂亮些。他们怀着这大大小小的梦想，前去名为’流水线’这个地狱般的行业打工赚钱。”
关于杀马特，他说，“现在工厂里很难再看到那么鲜活的灵魂、那么有生命力的人”。后来，他自己也因为工厂需要正式工而被“清算”掉。
第二次进厂是2022年的夏天，学校要求进行一年的“实习”。这次他被分配在一个做电柜的工厂，负责打磨电排。电排是一个长四五米，宽30厘米的铜条，每次要用砂轮机把边角打磨圆滑，一天磨100个。纯金属的铜条很重，要不断搬上搬下，小谭每天都在体力透支的边缘，还要被人嘲笑太弱。而且和校招时承诺每天工作7小时且双休不同，工厂只许单休，每天强制加班。处在流水线的一环，面前只有数不清的金属条，小谭不知道电柜组装完长什么样，也不想知道。
一个多月后，小谭遭遇了意外，他的左手卷入砂轮机，拇指处被削掉了一块。血流得到处都是，他被送去医院缝了十几针，左手虎口至今不能完全张开，有些抓握姿势就会疼痛难忍。学校和工厂不愿多赔钱，还指责他为什么工作不小心。在小谭为自己据理力争的时候，父母却妥协了，劝他回工厂工作，让他不要和学校对抗。
小谭对父母心灰意冷，在孤立无援的绝望里，他从工厂辞职，并和家庭断绝关系。没有工作，没有了家，他并不害怕，反而觉得一身轻松。
他决定出去看看，一边打工，一边环游中国。小谭先是去了浙江的民宿做义工，又做了半年饭店服务员。每天摆桌、端菜，从早上8点干到晚上11点，客人多的时候要工作到凌晨。
他还记得，做民宿管家时，遇到了一个会跳舞的女生。店后面有一座小山，他和那个女孩并排坐着，聊文学、历史和其他爱好。“夕阳的红光照着女孩的侧脸，风吹拂她的头发。”小谭说那可能是他离爱情最近的一次。女孩送了他两本诗集，一本是卞之琳的，一本是佩索阿的。小谭觉得“没戏了”，在他的理解里，这两个诗人都是爱而不得，是女孩暗示拒绝他的意思。
后来，岛上来往船只的班次减少了，没什么客人，小谭也离开了。
在舟山群岛，小谭存够了一万块，启程去骑行川藏线。他在理塘经历了暴雨，患了几个星期的高原感冒，花光了身上钱，又因为总是需要推车，手伤复发。骑行1000多公里后，为了换一辆带电动的新车，他到了大理继续打工攒钱。他很认真地向我讲述，怎样做出一杯好喝的柠檬茶：“摇的时候幅度要大，但速度要慢，不然会产生泡沫。倒的时候也要注意，太慢会漏下小料，太快会积起泡沫，影响口感。”
后来，因为不满老板的苛责，小谭辞了职，身上只剩下200块。他并不焦虑：“目前的钱还能管四五天，古城外有个算命的，我可以跟着去摆摊。”一路上被拖欠工资、被骗的经历很多，但他都选择忘记。
前年六月，本应是小谭从职校毕业的时间。他没有回去，没有拍毕业照，也没有领毕业证。职校五年，小谭只有第一学期真正在学校上课，发现学不到什么后，他选择了其他的教育方式：去广州图书馆看书、参加公益活动、陪重症孩子做手工，帮助其他弱势群体。
“我不觉得那个学校教过我什么，那个毕业证没有意义。”
兔麻麻：他们流的每一滴眼泪，我都感同身受

生活在河北的兔麻麻没参加过中考，初二上学期就辍学了。厌学情绪可以追溯到小学三年级的转学，她交不到新朋友，家里也没有可以讲话的人。父亲时常在外，母亲只是强调成绩。
她初中时还转过一次学，但那所学校风气不太好，每月都有打架事件。有一次，同学们在厕所门口打群架，她正好路过，询问了一下原委。后来班主任说，有人看到她和打架的人在一起，认定她参与了斗殴。她费力解释，没有人愿意听。她委屈又气急地在楼道里冲老师喊：“那我不上了行不行！”父母去找老师说情，但并不真正相信她。回家之后，兔麻麻把自己关进房间，没日没夜地睡觉、玩手机，尽情地颓废。
同期转校生里，在中考前被劝退的有六七人，她和另一个辍学的同学保持着联系。玩够了之后，大家开始思考前途问题。兔麻麻只有十三四岁，去面试网管都没人要，她找到了当地一所民办中专，据说毕业后可以拿到高中同等学力的毕业证。父母坚决不接受，希望她能回去读完初中。
后来她看到一篇文章，大意是讲两个中学同学，一个是好学生，大学毕业后想回母校当老师，但挤不进去；另一个是差生，早早进入社会创业，后来给学校捐了钱，还被聘为名誉校长。那篇文章让她看到一种可能性：丰富的社会经验，可能比学历更有用。她不想直接面对崩溃的父母，就把这篇文章抄了下来，放在床上，出门了。
兔麻麻如愿进入中专，选择了会计专业。在她对未来的展望里，用八年把这个专业学精，不会比那些上大学的人差。开学前，她就在家背基础知识，正式开学后，老师们没有心思教学，允许大家上课玩手机，只要别让巡逻的校长听见。
那所中专的学生背景各异，几乎都是初中辍学，有的已经成年，甚至有的刚出狱。男生女生都喜欢抽烟，厕所总是笼罩着一股烟味。年纪大一点的女生们常聊恋爱话题，也会私下交换避孕药。打架问题依然很严重，学生们是附近派出所的常客。
学校里十几岁的女生们，常常是大皮袄里面配紧身小裙子，挎一个毛毛大包，蹬一双10公分以上的高跟鞋。兔麻麻以前从来没有穿过高跟鞋，为了让自己合群，用零花钱去地摊上买了一双，每天痛苦地穿着爬5层楼上课。高跟鞋像一张学校里的通行证，如果不穿，就交不到朋友。
她学会了和同学一起，每天上课打牌、玩手机，中午吃完饭去理发店花10块钱洗头发、做造型，再回教室继续打牌。等到周末，大家就约着去网吧、台球厅、KTV和酒吧，偶尔争吵约架，不断循环。
这种生活不会带来真正的快乐，在百无聊赖里，她想去赚点钱。她找到当地兼职群，先去电影院发传单，卖矿泉水、送爆米花，传单发腻了就去做客服。两个多月后，群主说想在大学城组团队创业，做人力中介，兔麻麻立刻申请加入。
创业很顺利，大学城里永远不缺找工作的人，公司靠抽成每天能赚一两千块。她承担起了外联工作，在谈生意的时候，职校生忽然成了一种优势，很多小店老板会把大学生拒之门外，而将职校生认作懂得社会规则的“自己人”。
团队很快注册了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建了一个微信群叫“合伙人”。那时候，兔麻麻只有16岁。父母忽然不再因为她初中辍学而低头，还得到了别人的赞许，说她家培养出了一个创业人才。
在初创公司赚到钱后，团队出现分歧，兔麻麻也觉得厌倦，看不到价值感。中专第三年，学校要求全年实习，她决定去当地的动物保护协会做义工，把公司业务交接给了其他人。
她住进义工站，成了唯一的全职工作人员，每月只拿300块的餐补。平时工作琐碎，需要救助治病，筹措资金、义卖商品、办领养活动，还得照顾100多只兔子。但在帮助小动物的过程中，她第一次发现自己是有社会价值的。从前因为不是好学生，她不被学校认可，也不被家里认可。而在救助站，大家都会夸她，小小年纪就这么善良能干，这是她从来没听到过的肯定。
义工站常有大学生来做志愿者，她交到了很多朋友，也第一次萌生了考大学的想法。于是一边请家教，一边咨询政策，发现可以通过春季招生去全日制大专。当时知道这个路径的人不多，她报考的院校要招50个人，只有9个人报名。
她尝到了收集信息的甜头，进入大专后，没事就去看公示文件。有一次，她大着胆子打开了研究生的招生简章，发现大专毕业两年就可以考研。对于曾经初中辍学的她来说，原来读研并非遥不可及。
她的大专同学，很多人经历了高考的压抑，在学校每天抱着手机玩不腻，疯狂打游戏、刷剧。而此时的兔麻麻已经创过业，做过公益，反而成了学校里最努力的那一个。她经常把手机留在宿舍，一个人去图书馆看书。周围人觉得她生活太沉闷，只有她自己知道，那些她都经历过，也都玩够了。
她进步飞速，大一时考了一个非全日制的本科，毕业时拿到了文秘专业的大专毕业证以及汉语言文学的本科学位。她又考上了全日制的专升本，在当地最好的一本大学拿到了社会工作的本科学位，接着考上了北京高校的研究生。
学业上的顺利，她觉得和中专的经历密切相关。学文秘时，因为做过行政助理，对于大多数同学难以理解的学术概念，她已经在现实里历练过一遍。专升本的时候，相比于其他同学选专业的迷茫，她很清楚自己喜欢做社会工作。从那时候开始，兔麻麻每门功课都是前几名，还得了奖学金。
当地有一家服务于青少年的社会机构，通过访谈去了解那些涉案的青少年，为什么会盗窃、抢劫和斗殴等。兔麻麻跟随老师去实习，接触到的很多竟然是和她同一个中专的人。在看守所里，她作为记录员坐在那些学生对面，听他们讲起童年经历、学校生活和家庭关系，发现那些迷茫和当年的她一模一样。
“在访谈过程中，他们流的每一滴眼泪，我都感同身受……我知道自己差点也会坐在对面。”按照规定，作为记录员的她不能和学生对话。这让她很痛苦，她觉得自己比其他人更能理解他们，也可以帮到他们，却不能表达。
回溯过往，她发现自己的转折点就在于去走出去，做社会实践。家庭和学校曾是她仅有的生活范围，是她努力在更广泛的空间里得到了认可。研究生期间，她以职业教育为论文方向，去了一所中专做志愿者，带着学生们去做公益，希望他们也能获得价值感。
在硕士论文致谢页，兔麻麻写道，“第一次做志愿者的那个下午，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充实和价值：我的时间似乎第一次被这样有价值的事占满，我所有的忙碌都对社会有意义——而在此之前我从未感受到自己对社会能有什么意义，因为在以中职生的身份参与社会的过程中，我收到的多是排斥和躲闪。”
梦邴：我不承认，没上高中就比他们差

梦邴生活在西北，从他记事开始，就知道父母感情不好。爷爷奶奶经常叮嘱他，“你作为父母唯一的孩子，只有你能帮助他们和好”。梦邴记住了这句话，把挽回父母的感情当作自己的最大目标。
他为此做了很多努力，当父母之间不再沟通，他积极地充当桥梁，给两边传话。父母离婚这件事拖了很多年，真正发生时，他依然难以接受。他在文章《第一次抽烟》中写道，“(父母失约没有来过生日的)那天我叛逆地把所有钱都买了酒，第一次喝酒，酩酊大醉，哭得撕心裂肺。我拖着仿佛不属于我的身体回到家，随便放了部电影打算换换心情，这时祖母忽然告诉我，分居多年的父母早在几天前离了婚......我一根接着一根，不断地用眩晕和窒息感逃避现实里我要面对的问题。”
从那之后，原本担任初中班长的梦邴成绩迅速滑落。他没有把这事归咎于父母，觉得更多的是自己状态松懈，想要逃避现实。有段时间他焦躁又易怒，把附近一个荒废的游乐园当做发泄地，生气时就去砸垃圾桶，指关节反复流血又结痂。
初中毕业那年，当地中考的录取分在500左右，他考了不到400分。班上40多个同学，将近一半都没过分数线，只能去复读或者去职校。梦邴早就做好了去职校的准备，他知道自己不擅长文化课，而学技术会是一个全新的起点。
他进入了一所公办职校，模式是中职两年，通过考试或者技能大赛保送到高职，两年后再实习一年，取得全日制大专文凭。他最开始想学电商和计算机，后来在4S店工作的姑父给了建议，说那些专业更适合大学，进职校就老老实实学个汽修技术，以后好找工作。
那所职校很像中学与大学的结合体，在校人数有两三万，采取封闭管理，学生日程近似于高中，每天需要跑操、上自习，低年级还会没收手机。每天课堂上都有大半的人在睡觉，“但这不代表大家在‘混’，他们只是不学习。”梦邴很认真地补充说。职校里，没有高考作为目标，学习本身并不是唯一目的，同学们可能在尝试做兼职、创业、甚至做音乐。
梦邴所学专业全称是“汽车检测与维修应用”，他不喜欢学理论课，选择通过技能比赛升学。技能大赛从校赛到全国层层选拔，比赛内容都和实际工作相关，比如需要磨炼技术的漆面喷涂、钣金，也有真实场景模拟的营销比赛。比赛时，评委会扮演客户的角色，对学生的临场表现打分。从引导至休息区落座、洽谈、介绍，以及对车辆做初步检查、判断需要做哪些项目，每个步骤都有相应话术，连如何巧妙面对砍价也在考量范围内。
梦邴努力备赛，练习各种应对预案。他在文章里写：“技能大赛的训练如日中天，白天认真训练，晚上拼死背稿，见过凌晨的太阳，看到远去的月亮，当一次我为了集中精力训练而抽烟时，第一次发现烟居然没有任何味道。没有呛人的感觉，没有放松的欲望，只把我犯困的思绪拖拽一下，便随着燃灭的烟灰悄悄溜走，留下高温烘烤纸皮时的滋滋作响。”
他最终拿到了全市一等奖，保送到了大专。得到了正反馈后，他开始喜欢上打比赛。他把那一沓子奖状、证书和奖杯收好，时不时翻出来看看，“这是我初一之后再也没见过的东西。”
和很多职校生一样，他也有多年打零工的经历。因为不想朝父母开口要零花钱，他做过快递分拣，从晚上7点干到第二天早上，赚90块。也搬过成箱的啤酒瓶，三个同学忙活一天，一共赚120块。他不在乎脏和累，在意的是无法结算的工资。开始遇到欠薪的时候，他还打电话咨询律师，律师说你未成年，都没签合同，就把电话挂了。他也尝试自己创业，穿青蛙服去大街上卖小青蛙，有人故意拍打他，他被拍急眼了，满大街追着人家跑。
后来他学会了稳妥，去奶茶店、餐厅做服务员，去超市做促销员，从早上8点到晚上7点，一个月两千多块。他说自己还没坐过飞机，想攒点钱，去更远的地方看看。这么多零工里，他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做婚庆策划。凌晨去酒店里帮忙搭舞台、安装音响，婚礼开始时，他帮忙打灯光，在旁边看着觉得挺感动。
父母虽然分开了，但给了他很好的心理支持，不要求他成绩多好，只要求他凡事要有自己的主见。
梦邴加入了学校的心理协会，有很多同学来找他倾诉，说自己在职校没有归属感，感觉被抛弃，不被看好，也不被理解。他用自己的经验鼓励大家，“如果某个领域不适合你，不代表所有的地方你都待不下去，你的存在肯定是有意义的。”
他很理解，职校生身份带来的自卑，是如影随形的。学生们在十几岁时进入不同的学校，主要是擅长与不擅长做题的区别，而这种区别被人为拉大到了人品、家教和素质等方面。“我承认自己因为文化课分数低，才没有上高中。但我不承认，没上高中就比他们差。大家都是平等的，人生的意义在于实现自己的价值，不在于获得身份。”
梦邴也会经常遇到某种区别对待。创业比赛有全国各高校学生参加，有一次，梦邴正和一个学生正聊得开心，对方随口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梦邴如实说出自己职业学院的名字，没想到对方突然沉默，然后转头去找985的学生搭话。梦邴对此评价说：“如果这个人不能理性看待身份，无法顾及别人的感受，本身也不值得交往。”聊起这个话题，梦邴滔滔不绝，“他们也许懂很多理论，但实操不一定有我懂得多。生活是由很多方面组成的，不是只有书本知识才是知识，也不是只有在学校里才能学习。”
小谭、兔麻麻、梦邴三人互不相识，只是属于同一个职校生文学小组，在线上筹备这本文集时，短暂地有过交集。在我单独采访时，他们表达了相互的欣赏，说自己从那些不同又相似的境遇里获得了力量。
在文集序言中，来自南京某职校的阿Q写道，“我们的写作表达就是把这些属于个人的经验展现出来。这其实是一种‘残忍’，也许会不可避免地煽动中产阶级的泪水，也许会成为批判者笔下无聊的废纸。无论是以上何种情况，作为‘主体’的我们却失声了，成为了评论里的字句。”
“野麦”作为文集的名字，是学生们自己投票选出的，喻意像麦子一样，野蛮生长。他们来自天南地北，在共同的叙述中互相鼓励，撕开一个沉默许久的缝隙。负责编辑的志愿者告诉我，新一本文集即将制作完成，参与的学生比上次还要多。
他们会继续写下去。
附录：《野麦》文稿节选

被十二小时钳制在工作台前
用润滑油 螺丝 探照灯来维护机器
再用化工产品 放大镜 高温的枪口对准身体
在浩瀚的资讯里
我们开始缄默
彻底的缄默
变成一块永远不会生出青草的墓碑
——阿Q，19岁，就读于南京某职校
《不会长出青草的墓碑》
看到吊机
好像一条河上的桥
围栏闪闪发光
不知道它会往哪个方向转
就好像我不知道我该走哪条路
索性随便走
哪条好看去哪条
世界好美好美
各种颜色的灯光
在灯光底下忙碌的人
是人养活了灯还是灯养活了人
我太沉重了
需要向外面撒点尘埃
——沐鑫，18岁，就读于广州某职校
《无题》
有名字的被看见，无名氏向前
直到谁也没有来过的路
血肉汗水铸成的诗
——速梅，20岁，就读于广州某职校

——完——
作者孙小野，撰稿人，建筑学背景，关注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人和事。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