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慈善正在进入“第二镀金年代” | 瀚海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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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11日，《未来75年的科学政策》。
作者Robert Conn，前卡弗里基金会（The Kavli Foundation）主席兼CEO，现UCSD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荣誉研究员为什么说慈善事业是美国独特的研究优势？美国支持和开展科学和高等教育的特殊方式赋予了其独特的优势。美国拥有一系列顶尖的公立、私立高等教育体系，以及私立非营利研究机构。政府、企业和慈善机构等一系列科技支持机制，在规模、范围和持久性上都独一无二，使得这个系统不断强化和扩大。这个系统部分是有机发展起来的，部分是由政府和个人在深思熟虑后主动行动的，它使美国有机会在科学、工程、技术和医学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同时推动各行各业的创新。我们必须了解并利用慈善事业的独特历史、视角以及在整个体系中的协同作用。为了了解这一独特优势，请考虑一下美国与其他主要国家和经济体的共同点以及美国独有的优势。美国对科学的支持主要来自四个方面。前两个来源是政府和工业，这是我们与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的共同点。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2019年数据，以色列、韩国、中国台湾、瑞典、日本、奥地利和德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均高于美国的3%。而另外两个支持来源，则是鲜明而独特的美国特色：当前的慈善事业和规模庞大的存量慈善事业，或者说遗产慈善事业。科学慈善联盟（Science Philanthropy Alliance）指出，慈善家们目前为美国大学和非营利研究机构开展的基础科学研究提供了44%的支持。大学捐赠基金中的慈善遗产也为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做出了贡献。2018年，美国大学协会（AAU）的60多所美国院校的endowment总和接近4000亿美元。而这一价值还在继续累积。遗产资金和当代资金的结合，使美国研究机构拥有无与伦比的资源规模和多样性，支持着一系列非同寻常的科学项目，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准备好获得政府支持的早期科学项目。以巨大的规模运营这个复杂的科学和教育生态系统，是美国的独特优势。或许更广泛地讲，慈善事业是一种源远流长、独具特色的美国文化特征。两个多世纪以来，它在支持科学、技术和医学方面扮演了各种角色。在本文中，我将描述塑造美国科学事业的四个历史时代。这四个时代依次为农业时代、工业化时代、制造业时代和数字信息时代。这一历史视角揭示了十九世纪的慈善事业如何改变了美国科学和高等教育的面貌，以及在那个时代创建的公立和私立研究型大学如何继续塑造着今天的未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另一个特点出现了——社会公益的“回馈”成为了美国文化的一种特征。对于非常富有的人来说，慈善事业被视为一种道德义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一特点塑造了美国科学界的面貌，也塑造了慈善家和创新者的心灵。这些理想孕育了一系列卓越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以及大量、多样化的资金来源，从而推动了美国的领先地位，并为美国的经济、国防和卫生事业奠定了基础。本提案建议，美国应该明确认识到自身的独特优势，有意识地将慈善事业纳入科学生态系统，使其成为更加完善的系统，从而将美国的领导地位延续到未来。这一提案与其说是具体的战略，不如说是建议：即在制定国家议程和政策时，应有意识地积极考虑政府、慈善事业、产业和大学系统的协同作用，它们共同支持着科学、技术、医学和创新。今天，在大多数情况下，慈善事业被排除在讨论之外，尽管它在引领科技走向未来、改善各地人民生活方面的作用早已得到证实。美国经济史和财富创造的四个时代如下图所示，四个创新和财富创造的时代，对美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时代划分，为讨论科学、高等教育、大学和私人非营利组织的研究、创新的未来，以及政府、产业界、学术界和慈善机构的最佳角色提供了框架。

第一纪元：农业时代从英国殖民地建立之初到1840年左右，美国都是农业社会。科学只是一种副业，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可能是其最佳象征。高等教育几乎都是私立的，而且大多与宗教教派有关。这些早期大学都不具备“研究型大学”的特征，这种高等教育方式兴起于19世纪早期的欧洲，主要是德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特拉华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都建于1754年之前，密歇根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杜克大学也是在19世纪初建立的。我将这一时期称为“第一纪元”，这段时期内，慈善事业是偶发性的，主要与支持宗教有关。
任何一个新纪元的开始都不是确切的，往往要经过二三十年的时间才能得到全面认可。尽管如此，到19世纪40年代左右，随着英国率先发起的工业革命在美国兴起，变革显然已经开始。
第二纪元：工业时代第二纪元的起止点大约是1840年到1930年，在此期间，工业、劳动工作、经济、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颠覆性变化。这是一个技术和创新的非凡时代，也是一个金融创新的时代。大公司信托的出现，改变了美国经济。在美国历史上，个人首次开始创造巨额财富。
财富的迅速积累在富人中催生了一种新的“慈善文化”，这种文化的驱动力是，那些积累了巨额财富的人，有义务将这些财富回报社会。最著名的观点来自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他在1889年发表的文章The Gospel of Wealth中说：“怀抱着财富死去，是羞耻的”。Merle Curti、Judith Green和Roderick Nash在其1963年关于这个时代的历史研究中指出，西欧的慈善捐赠不到国民年收入的0.5%，而在美国，这种捐赠约占国民收入的2%。作者当时得出的结论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的慈善规模可以与美国相比。这一结论在今天依然适用，因为慈善事业仍然是美国民族性格和文化的一个突出方面。
第二纪元慈善事业的一个特别重点是根据19世纪初德国的大学模式建立新的私立、世俗研究型大学。1871年成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第一所 “新模式”大学，该校的教授既是教师又是研究人员，研究生从事研究并获得博士学位。在接下来50年里，慈善家们的捐赠促成了更多私人捐赠和世俗机构的成立，这些机构就是今天我们领先的私立大学。其中包括范德堡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卡内基理工学院、莱斯大学、洛克菲勒大学（1901 年作为研究所成立）和梅隆学院（后来与卡内基理工学院合并为卡内基梅隆大学）。个人慈善家资助大学的动机可能是为了留下遗产，并最终培养出比他们更长寿的创新机构。斯坦福大学就是这样一所大学，它由铁路大亨、美国参议员Leland Stanford和他的妻子Jane于1885年创建，作为对已故儿子的纪念，其目的是“通过对人类和文明施加影响来促进公共福利”。
在慈善家们建立新的私立院校的同时，联邦政策也为大多数公立高等教育机构提供支持。1862年的《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促成了一个通过新建或改建赠地的大学系统，从东部的康奈尔大学、中西部的密歇根州和爱荷华州，一直延伸到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1890 年的《莫里尔法案》将该体系扩展到其他高校，包括历史上的黑人高校。
与这些高等学府相辅相成的，是19世纪中后期成立的许多非凡的私人非营利研究机构，包括史密森学会（1846 年）、冷泉港实验室（1890 年）、卡内基学院（1902 年）和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1930 年）。
尽管如此，美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邦政府的资金迅速增长，其科学和基础研究的领先地位才开始确认。因此，第二纪元是一个以发明、技术和创新为基础的时代，而不是以科学发现为基础的时代。但是，第二纪元确实标志着慈善投资的开始，而这些投资一直支撑着我们今天的研究事业。
第三纪元：公司和政府支持科技的时代第三纪元大致始于1920年，止于1980年，涵盖了现代公司的崛起和联邦政府资助的科学作为社会变革力量的出现。战后第三纪元时期是当今许多科学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的参照点，但也可以说，这一时期（大约从1945年到1975年）是反常的。在这一时期，政府对科学、技术和医学的资助空前膨胀。这种急剧增长在1975年后趋于平稳，之后增速放缓，更趋于正常。
在这一框架下，我们可以说，我们低估甚至忽视了慈善事业长期以来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从而误解了美国科研事业的历史和实力。今天，慈善事业作为一股强大的力量重新崛起，在此，我试图对第三纪元进行重新梳理。
第三纪元期间，企业成为面向用途（use-inspired）的基础研究的生力军，其中一些研究在科技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AT&T及其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创造了许多创新和发现。其中最著名的两项发现是1947年发现晶体管和 1964年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IBM研究所发现了高温超导，并通过发明扫描隧道显微镜等发现开创了纳米技术领域。德州仪器公司和英特尔公司发明的微处理器是当今所有微电子技术的基础。贝尔实验室、IBM、德州仪器和英特尔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发现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奖。休斯研究实验室于1960年发明了红宝石激光器，而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Xerox PARC）则在20世纪60和70年代成为传奇，因为它是创新和发明的源泉，促成了我们今天所处的计算机和数字信息时代。
第三纪元也是管理创新的纪元，Alfred P. Sloan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做法就是一个象征。Sloan既创造了大公司的组织模式，也提出了为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生活阶段的人创造负担得起的产品的营销理念。从1923年到30年代末，他领导通用汽车超越福特，成为美国最成功的汽车和大型卡车公司。Sloan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其个人财富尽管规模庞大，仍然无法与第二纪元的财富相提并论，也无法与今天第四纪元Bill Gates、Jeff Bezos、Larry Page和Sergey Brin、Elon Musk和Mark Zuckerberg等公司创始人的财富相提并论。这些人将自己的公司推向了巨大的规模，同时保持着大比例所有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在第三纪元的后半期，科学成为一股新的、强大的变革力量，特别是在Vannevar Bush在其著名的1945年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中描述了“以科学为导向的美国”的变革愿景之后。该报告的论点是，联邦政府应承担起责任，并大幅增加对科学技术的资助，更重要的是，联邦政府应主要在国内高校开展这项研究。如前所述，由于采取了这一战略，联邦政府对科学的支持呈现爆炸式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这种支持科技研究的新方法，巩固了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体系，今天，全美大学联盟的64个机构就是这一体系的代表。它还确保了美国拥有一支受过良好教育的科技队伍，尽管规模还不够大。我们继续依靠外国本科生到美国从事科学、工程和医学方面的研究，并补充美国毕业生的数量。
这一战后政策意想不到的后果之一是，科学慈善事业淡出了。参考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历史。在20世纪上半叶，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美国的科学资助中一直占据核心地位，但60年代初，该基金会决定，对基础科学的支持现在应由联邦政府负责。基金会将注意力转向了其他需求领域，如人口过剩和农业，并在“绿色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时期成立的慈善机构往往仅将科学作为其投资组合的一小部分。
第四纪元：数字镀金时代第四纪元，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纪元，始于1980年左右。它是由70年代末的一系列法律和法规变革所引发的，这些变革产生了新的、超大型个人财富。到2000年，在这些新的企业和财富增长之后，慈善捐赠每年都有大幅增长。有点巧合的是，在此期间，联邦对科学研究的投资开始趋于平缓，而公司重组导致对公司工业实验室的投资减少。
70年代末的主要政策变化涉及多个领域，如资本利得税、大型养老基金投资法规，以及从航空业开始的多行业放松管制。最后，1980年的《拜杜法案》（Bayh-Dole Act）允许大学和私人非营利研究机构拥有其教师和学生开发的知识产权和专利，即使他们的工作得到了联邦研究基金的支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些监管变革共同为金融和财富积累创造了一系列新机遇。
新一代创业者在风险资本的支持下，通常能够保留其公司很大比例的所有权。这种现象在软件公司中尤为明显，这些公司成长迅速，利用留存收益迅速扩张，因此不需要大量外部资本。与此同时，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的合伙人也往往获得了与科技公司创始人不相上下的财富。
从慈善事业的角度来看，这一非凡时期与常被称为“镀金时代”的第二纪元有着清晰而难以否认的相似之处。1990年，美国有66位亿万富翁。如今则有 613位。这些人中大约一半是通过金融投资，或技术行业发家致富的。美国亿万富翁的总财富从1990年的约2400亿美元增至2021年3月的4.18万亿美元。经通货膨胀调整后，这些数值在30年间仍增长了10倍。很明显，第四纪元是第二个镀金时代。
今天，我们还见证了美国文化对回馈社会的要求的延续，这与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避免怀揣亿万家产逝去的劝诫不谋而合。由Bill Gates夫妇和Warren Buffett于2010年发起的“捐赠承诺”活动要求富豪们承诺将大部分财富捐献给慈善事业。这种捐赠将长期存在，即使创始人逝世。1889年卡内基的著名告诫和2010年Gates-Buffett的誓言因此成为相隔120年的书页，反映了美国慈善事业中独特的文化作用。
当今新慈善家的崛起与美国科学资金的变化有些不谋而合。1990年冷战结束后，资助物理科学基础研究的最强理由——国防——不复存在。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由大型团队利用昂贵的设备在学科交叉领域开展，如人类基因组计划或CERN的大型强子对撞机。这种做法与早期科学所特有的单一研究者模式相去甚远。研究生态系统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学问题层出不穷，从健康差异到气候变化，再到意义深远的发现，这个系统再次需要领导力。
在此形势之下，2013年，六家科学基金会——阿尔弗雷德-斯隆基金会、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戈登和贝蒂-摩尔基金会、卡夫利基金会、科学促进研究公司和西蒙斯基金会——共同成立了科学慈善联盟，旨在鼓励和加速对基础科学的慈善支持。如今，该联盟的成员已发展到30个，其捐赠基金总额约为1100亿美元——这足以说明这一重新焕发活力的慈善领域对科学的潜在益处。
科学慈善联盟的主要任务是向慈善家和基金会提供建议，帮助其理解科学慈善事业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提高其捐赠的有效性和范围。联盟认为其机会在于更清楚地认识到——并更自觉地考虑到——美国日益增长的慈善事业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和范围，需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对社会的回报，留下至少与第一个镀金时代的慈善家们一样持久的遗产。
展望未来优化美国在科学、技术和医学领域的资产回报的战略，将不同于75年前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中的阐述。今天，我们必须既考虑到联邦政府仍然大规模的资金投入，认识到产业界研究的应用导向，同时在规划和战略制定中纳入大量且不断增长的私人财富和慈善事业。与镀金时代慈善家创办新的私立世俗大学的时代相呼应，今天的慈善家正将大笔捐款用于在现有大学内创建新的学院或学校。例如，对冲基金经理John A. Paulson向哈佛大学捐赠4亿美元，用于建立约翰-保尔森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黑石集团联合创始人兼领导人Stephen A. Schwarzman向麻省理工学院捐赠了 3.5亿美元，作为创建斯蒂芬-A-苏世民计算机学院的基础捐赠。
展望未来，充分利用慈善事业是保持美国独特优势的关键。任何新战略的制定都必须着眼于全球研发支出，但对美国而言，政府内外制定的科学政策和战略都应将慈善事业纳入其中。随着科学慈善事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慈善事业将带来与众不同的声音。慈善事业之所以能够为有关政策和战略的讨论带来新的视角，正是因为该部门采用了不同的科学支持模式，拥有不同的项目评估和实施方式，更重要的是，慈善事业具有更高的风险承受能力，往往在提出的科学设想得到充分发展以赢得政府支持之前，就已经为其提供了支持。
要有意识地将慈善事业纳入国家科技事业，至少需要两个方面的改变——一是政府如何看待慈善事业，二是如何将慈善事业纳入国家科学决策事业。建议做出的第一项改变是确保各方都考虑到慈善事业与公共事业合作的可能性，将其作为更快、更协调地取得科学进步的一种方式。虽然这一变革看似仅仅是协调和认识的问题，但认识和合作可以产生巨大的协同作用，并使各方受益。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3年启动的US BRAIN Initiative（推进创新神经技术的脑计划）。脑计划是二十一世纪第一个由政府支持的科学大挑战问题，它从最初催化阶段起，就是慈善事业与政府合作的一个独特范例。早期，三个基金会支持召开了一次会议，约40名科学家聚集一堂，共同探讨纳米科学与神经科学交叉领域的机遇。在会议上，科学家感到有充分的理由期待，纳米科学带来的全新工具，将使绘制全功能人脑图的想法变成可能。
随后，卡弗利基金会赞助了一系列会议，促使政府，主要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共同制定了这项工作的大挑战计划。在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领导下，奥巴马总统在18个月内于2013年4月宣布了这一倡议。如今，“脑计划”已成为一项耗资50亿美元、为期十年的神经科学计划，是慈善事业先行、政府大力支持、慈善事业与政府合作的典范。这一倡议有力地说明了当政府、慈善事业和社会需求之间形成合力时，科学是如何得到发展的。政府、大学、私人非营利研究机构、慈善机构和企业之间协调一致的合作伙伴关系是美国前进的方向之一。
第二项变革是承认慈善事业为有关科学、技术、医学和创新的全国性对话带来了独特的声音，如果在公共和私人委员会及咨询委员会中给予慈善事业更多的参与，这种声音将是有益的。在联邦层面，所有内阁部门和独立机构都设有咨询委员会，但目前许多咨询委员会都没有科学慈善界的代表。在这些咨询委员会中加入慈善界的声音——其中一些委员会目前还包括来自工业界的声音——将有助于扩展和丰富美国的整体科学生态系统，建立新颖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促进不同团体之间的合作，以填补资金缺口，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当然，慈善机构需要谨慎行事，使其意图透明，并注重解决和避免任何潜在和实际的利益冲突。
慈善事业和美国杰出的公立和私立研究型大学是美国的独特优势。如果政府、慈善事业、大学和产业界加强协同互动，支持在科学、技术、卫生、国防、创新和高等教育方面的需求，美国就能在未来继续收获科学领先的好处。本文2024年8月22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 瀚海之因 （美国科学慈善正在进入“第二镀金年代”），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