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千份出生医学证明失窃案告破：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丨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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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商丘市妇幼保健院“出生医学证明被盗案”于2022年12月16日告破。从2011年初算起，事件经历了长近十二年的演变，足见其复杂、曲折乃至棘手。
事件源自民间打拐人士、退伍军人上官正义（化名）的追踪与举报。2011年1月30日，商丘市妇幼保健院发生了“出生医学证明被盗事件”，一共2885份“人生第一证”不翼而飞。然而就在“区卫生局启动问责，处分妇幼保健院院长等五人”一年之后的2012年2月，新上任的保健科科长在二次清查中又发现仍有2000份出生证明没有去向，“经认真审核，系当时被盗但还没有清查的部分”。
根据上官正义出示的材料，商丘市妇幼保健院在2011年初就曾登报，声明被盗出生证明的编号作废，也及时向辖区派出所报警处理。
但在几年时间里，案件都未能告破；2016年河南当地媒体还报道，已经遗失的出生医学证明后来“现身”于福建省的几十个家庭，当地人花费六万到八万元不等的价格，为“来历不明的孩子”购买符合其年龄批次的“人生第一证”。显然，这批“来历不明的孩子”涉嫌人口绑架、贩卖而来，“挂失、登报对出生医学证明后续的社会危害没有任何效应”，“抱来的孩子”(其实就是拐卖的儿童)靠着这批盗卖而来的“人生第一证”上了户口。
从2021年12月1日上官正义在微博曝光此事，到本月警察在与他的通话录音中宣告案件告破，这起案件也在公众视野中度过了一年之久。从警方侦办的情况来看，共有13名涉案人员被立案查处，其中商丘妇幼保健院一科室的科长、副科长两人已被抓捕，被起诉到当地法院。此外，尚有八名犯罪嫌疑人涉嫌买卖人口。
从十余年前的“通报批评”到如今的直接批捕，从“情况说明”到“二次清查”，此案显然历经曲折。如若没有多年以来民间人士的持续关注，恐怕此案还会不了了之。考虑到上官正义所说“办案民警经历过调换，长达五年还没破案”的情况，可知此案必然经历过一些风风雨雨，尚有很多内情留待挖掘与通报。
妇幼保健院乃是“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公共卫生性质的公益性事业单位”的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负责提供“妇女保健、儿童保健、计划生育技术、优生优育技术、医疗护理、监测监护”等“准公共产品”。它之所以有权制作这批空白出生医学证明，正是由公众对其作为“专门进行孕检、产检、分娩这类女性医疗项目的国家公立医院”的信赖而来。妇幼保健院“监守自盗”出生证明，既是对公众权利的侵犯，也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出生医学证明既属于公民的个人财产，也是一种国家文书。
与其他公共部门类似的是，妇幼保健院也很容易成为“监守自盗”的敏感地点。原因在于，它们都有很强的公共属性，但其非营利性与利他性却与“经济人”的属性相斥。从事公共事业/投身公共服务的自然人，有时会很难抑制住“自利属性”，“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一旦道德自律的堤坝溃决，他们很容易利用乃至消费公众的同情心，将一项公共事业变成“体制化”的生财机器，造就“难民署总在制造难民，失业救济处却在鼓励失业，警察竟与罪犯共生”的尴尬情势。
“所守或匪亲，化为豺与狼”的监守自盗现象，正是公共部门缺乏监督制衡时容易演化而出的恶果。从《悲惨世界》《雾都孤儿》的时代开始，孤儿院就成为虐待儿童、贩卖儿童的高发地，这无疑是弗里德曼那句名言“花别人的钱，给别人办事，不讲节约也不讲效果”的一大注脚。
妇幼保健院并不是孤儿院，但此案里“监守自盗”的内生逻辑竟是如此如出一辙。“大批社会中介勾结卫生部门的人员，专门做这些出生医学证明”，化公共事业为巧立名目的生财之道。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1月1日起，国家卫计委启用第五版《出生医学证明》；而从2019年1月1日起，国家卫健委取代卫计委，开始统一制发《出生医学证明》(第六版)，并已实现全国联网，个人可以扫码自助办理，或是委托医疗机构代办。从第五版开始的新版《出生医学证明》还增加了六项防伪标识。无疑地，妇幼保健院“监守自盗”的灰色寻租空间已经越来越小，新的管理制度与技术手段打击了原先的黑色利益链条。商丘市妇幼保健院一案在十一年后迟来的破案，堪称是“新版出生证”对“旧版出生证”的最终告别。可见，善尽制度建设、升级技术手段，加强外部监督与内部监管，方是消灭公共部门监守自盗现象的应由之路。
王兢

hcyw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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