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的归途——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安妮·埃尔诺的沉思

诛仙九妹

10月6日，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获得殊荣。

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她的勇气和敏锐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在她的作品中，埃尔诺从不同的角度，始终如一地审视了在性别、语言和阶级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生活。她的创作道路漫长而艰辛。”
著名译者郭玉梅评价说：“她独创了居于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社会自传体裁。”埃尔诺的作品既体现了社会学对阶层流动的思考，更体现了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在社会流动之中，蕴含着对人性的种种思索，展现世界与内心的交织。
独创“自传体”，书写生活本色
埃尔诺从1974年开始创作，至今已出版了约十五部作品。这些作品大多采用自传或叙事的形式，讲述自己的青春期、恋情、婚姻、堕胎、老年痴呆症以及父母的境遇等，视角细腻入微。其中，《悠悠岁月》以人们共有的经历反映出时代的演变，引起读者内心共鸣；《一个女人的故事》探寻了母亲的青春和衰老、梦想和现实，再现了母女间的情感纽带；《一个女孩的记忆》展现了一个迷失自我的女孩逐渐走向独立与强大；《位置》讲述了埃尔诺父亲的一生，唤起了整整一代法国人的回忆……

埃尔诺的写作世界里，不仅是个人回忆的展开，更夹杂着对社会、对阶层乃至对政治的审视。
诺奖评委会主席安德尔斯·奥尔森曾指出，她的作品有着一大显著特征：“她的写作总是被一种背叛她所离开的社会阶级的感觉所笼罩。”这种阶层的差距感成为弥漫在她的写作的一大主题。
这里的“阶层差距感”，正是随着城市化速度和经济增长而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阶层——新兴中产阶层。在资本不断积累的过程中，他们既感受到“做一贯的自己”的渴望，又很多时候不得不适应环境、调整自己，维持自身的固有地位。

新中产的困境：两个阶级夹缝中的矛盾体
《伊索寓言》中，有着一个关于蝙蝠的著名故事：鸟兽开战，蝙蝠两边取巧，碰见鸟就充作鸟，碰见兽就充作兽，最终被双方识破，只能独自在夜里出没。
蝙蝠固然是咎由自取，却也能激发我们的一些思考：在社会结构之中，时刻面临“地位焦虑”的新中产阶层，也在面临着类似“蝙蝠” 的困境，处于两个阶级夹缝之中。

美国作家阿莉莎·夸特在《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中描绘了如今中产阶级家庭的情况：社会保障越发薄弱、生育成本不断上涨、性别歧视频现、中年失业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白领难以拥有正常的工作时间，更别提保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埃尔诺曾在多次访谈中表明，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对自己的写作有着深刻影响。她说，布迪厄的文字鼓励她坚持描写被压抑的社会，促使她开始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的思考。
在她的笔下，西方社会无数普通人的命运得到展现，这与当下中国年轻人的两难也有着共同之处：一方面想跳出底层、在不断“内卷”中胜出，成为中产阶级；另一方面又难以摆脱自身固有的思维方式、生活品味。

这样的困境，正是两个阶级夹缝中的中产阶层所面临的。
现代中产阶层的概念来自欧美国家。二战以后，欧美国家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教育的不断扩张，出现了一个受过中高等教育、收入较高、从事白领职业的新中产群体。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社会也逐渐出现了中产阶层群体。他们对未来的社会地位有较高的期望，实现向上流动的动机强烈。
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其著作《区分》一书里，描绘了中产阶层的生活品味变化，印证了“人的生活品味决定了人们所属的社会阶层”这一观点：上层人士钟爱博物馆、歌剧院而不需要摄影，而下层与摄影活动更是相距甚远，只有中产阶层正需要摄影来凸显自身对贵族审美的追求。对中产阶层而言，他们没有足够的金钱和地位来维持上流社会中的种种趣味，又嫌弃底层文化太过粗鄙，从而容易陷入深深的焦虑感之中。

在自传小说《一个女人》中，埃尔诺回忆说：“我们背诵着规范法语的语法规则。一回到家里，我们却想也没想就说起了家乡话。”她对原生家庭、个人成长记忆的关注，能够引起千千万万从底层开始奋斗的普通人的情感共鸣。
与原生家庭隔阂，中产阶层何以为家
埃尔诺在书中曾回忆自己对处于小镇的父母的追问：为什么你们哪里也不去？
这种疑问，并不是对父母的不满。尽管与父母有着不可调和的隔阂，她也明白父母的不易。在《一个女人》的自传回忆中，她提及父亲去世时的悼词“他过了诚实的一生，劳碌的一生”。

为了让埃尔诺摆脱底层，父母竭尽所能，日夜辛劳工作，最后将她送入了大学深造。埃尔诺几乎是想象中小镇“做题家”能够到达的成功巅峰：先后在鲁昂大学和波尔多大学学习，1970年代毕业后就通过资格考试，成为了中学法语老师，并且在不久之后就出版了自己的文学处女作。
然而，这样的阶级跨越，却也让她和父母之间产生了深深隔阂：
她对父亲那充满错误的法语发音感到羞愧；学校教导她应该保持安静，父母却大声说话，随地吐痰和打喷嚏，也不明白男人也可以使用香水。此外，父亲提出了诸多不合理的信条要全家人遵守，如“不让父母变穷的唯一方法是不要让女儿怀孕”、“不要对任何批评敞开心扉”等等。

在埃尔诺看来，她已经和这个家庭格格不入，“我在我的房间，做功课、听唱片、阅读。只在吃饭时下楼来坐在桌子旁。我们吃饭时不说话。”结婚后的埃尔诺很少回家看望父母，下定决心要与原生家庭分离开来。这让她的父亲感受到了被新一代的极力排斥。
埃尔诺写的自传，是一种“无人称的自传”，她从头到尾都不用人称“我”，而是采用第三人称、也就是无人称的泛指代词来表示“我们”。这个“我们”，接受着现代社会的种种形塑，在矛盾中挣扎，在流动中跨越。埃尔诺曾强调：“我所使用的‘我’，并不是一个在文本中进行自我身份建构或自我虚构的工具，而是用于从自身的经历中抓住家庭、社会以及情感真实存在的符号。”
在埃尔诺的成长历程中，她担任教师、进入巴黎，成为新中产阶层。而当下的我们，也在追求着向上流动，找到新的社会位置。但在这种流动过程中，我们却难以避免与原生家庭、与老的一代的分歧纠葛，产生“无归途”的矛盾之感。

这种矛盾，是个人的，是家庭的，也是社会的。就像埃尔诺说的：“家庭的叙述和社会的叙述是一回事。”
或许可以说，埃尔诺的作品最终并非指向写作本身，而是更加深远，即通过揭示人们生活中共同存在的普遍真理，“在个人记忆里发现集体记忆的部分的同时，恢复历史的真实意义”，最终，“重建一个共同的时代”。
（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