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伟：中国史前陶器专业化生产的几点思考

华语天空

作者：李新伟
来源：“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中原文物》2022年第3期

手工制陶（图源：王涛：陶器民族考古的最新力作——读《怒族、彝族、藏族手工制陶研究》）
陶器和其残片是考古发掘中最丰富的遗物，陶器研究也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史前陶器研究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类型学研究，考古所见遗物中，陶器随时间变化最快、又最具地域特征，是命名考古学文化、建立其时空框架、讨论其传承演变和交流的最重要依据。二是陶器本身的研究，包括其制作技术和功能，以及生产、分配和消费方式等，其目的既包括追寻技术的发展，更要“透物见人”，探讨陶器反映的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发展程度等信息。
当然，这两大方面研究有交叉部分。例如，本期王小娟关于晋南龙山时代陶器制作技术的文章中，提出北区临汾盆地始终以泥条筑成法的手制技术为主，也使用模制技术，轮制技术没有得到普遍应用；南区垣曲盆地则轮制技术占据主导地位。可见陶器制作技术也是文化类型划分和文化交流的重要依据。但史前陶器研究主要还是指上述第二方面。在此，结合本期发表的几篇文章，浅谈几点对提高中国史前陶器专业化生产研究的思考。
据考斯汀的总结，生产系统的构成要素包括生产者、原料、生产技术、生产组织、产品、分配关系和消费者等要素，依据考古资料对专业化的认定可以从这些要素入手，对陶器专业化生产的认定也不例外。
生产技术过程复原是最基础的研究。只有明了技术细节，才能对生产分工、劳动力消耗、生产者技能水平等做出推测。对技术差异的研究不仅可以用来区分不同生产单位的产品，甚至可以区分不同工匠作品。
王小娟对晋南龙山时代制陶技术的分析中，成型方法的描述占有很大比重。其中涉及的模制法、慢轮修整法、快轮拉坯成型法等都是经过长期讨论的问题，不同时代的学者通过标本观察、民族学调查和实验考古等方法，对各种成型技术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付永旭近年依据民族学调查对“轮制法”的研究中，区分出“经典轮制法”“泥条拉坯轮制法”和“分段轮制法”，细化了我们对“轮制法”笼统的理解。他提出的六个判断轮制法的“指纹性特征”也可靠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本期邓玲玲等对轮动装置与陶轮的研究，以放眼世界的开阔视角，综合近东、伊朗、印度、中国等地资料，对陶轮技术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清晰梳理，更丰富了对轮制工具和使用方法的认识。
但即使是上述细致研究，也还是停留在制作工艺层面。对于不同的成型方法，都有待于开展更加高分辨率的研究。对于泥条盘筑标本，可以观察和测量泥条的粗细及盘绕的角度、刮抹整形的手法；对于轮制法标本，也可以详细观察和测量不同陶工作品的规范程度和个性特征。对生产技术和标准化程度展开这样的高分辨率研究，才有可能建立判断考古发掘获得陶器技术水平的标准、发现识别工匠群体甚至个体的指纹性标准。
对产品本身标准化程度研究也是确定专业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专业化生产的产品一般会达到较高的标准化程度。戴向明对晋南地区陶器标准化程度加强与社会复杂化发展的关系做过系统讨论，成为依据考古遗物讨论陶器标准化的重要参考。本期付永旭则依据对民族学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提出陶器生产的变异系数在2.79%～7.31%之间时，就达到了核心作坊制陶的专业化生产阶段，为依据考古资料判断陶器专业化生产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如同此前他对轮制法的研究一样，未及进一步观察制陶工匠的个人特征。在以生产规格相同的商品为目标的情况下，不同的工匠会留下什么样的指纹性特征，为我们识别工匠和作坊提供线索？这需要更精细的观察和测量。
我们对识别工匠个体指纹性特征的强调，是因为如果能辨识同一房址、同一墓葬、同一灰坑等遗迹单位内的陶器出自哪些工匠，将为陶器生产专业化研究带来突破性的进展。目前成分分析等技术手段难以达到如此高的分辨率。结合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对技术细节深入观察和分析，是最令人期待的方法。
可长期使用的生产设施的出现和复杂生产技术的出现一样，同样是专业化生产的标志。本期对宁夏隆德周家嘴头遗址陶窑的仿造和烧制实验，是颇具新意的对仰韶晚期陶器生产设施的实验考古研究。目前的初步结论，主要涉及技术问题，包括烧成温度的控制、氧化和还原效果的形成等。该遗址已发掘仰韶晚期陶窑33座，整体而言，数量超过一个聚落的需求，是陶器专业化生产的重要证据；但这些陶窑多以2-3座为一组的方式分布在遗址各处，对应聚落内多元的生产组织，与有学者通过聚落中陶窑的分布情况推测的陶器家庭式专业化生产方式相似。
本期发表了西周丰京两座陶窑的发掘简报，是西周晚期丰镐地区制陶作坊的重要资料。据悉，发掘团队已经对丰镐地区制陶作坊群展开宏观研究，综合考虑了陶土原料、制作用水、燃料、交通，甚至污染和土地利用等因素，提出陶器生产是都邑规划的重要内容，丰京主要烧制“疙瘩鬲”等夹砂陶，镐京主要烧泥质陶。初步揭示了王朝都邑大规模陶器专业化生产的整体格局。
产品的分配和消费实际上与专业化生产是共生的，大规模专业化生产必然会出现产品的大规模分配和消费问题。上述两项研究虽然时代和涉及的生产规模差别很大，但其后续研究中，最令人期待的都是对遗址所在区域的大范围陶器标准化研究，从产品分配的角度加深对仰韶晚期陶器专业化生产的认识，了解西周王朝管理下的陶器生产和分配细节。
上述所有研究，当然都是以考古发掘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的。本期发表了三篇与陶器生产相关的重要简报，让人想到考古发掘和实验考古的对应问题。隆德周家嘴头简报中记录了陶窑的结构、烧结状况和灰烬堆积等信息，这些其实都是陶窑实验考古中应该关注的问题。成功的实验考古研究，不仅要解决烧成温度等技术问题，还应该对挖窑出土、烧窑残余物清理等可能形成考古堆积的生产行为做仔细观察和记录，如此才能加深对相关考古遗存的理解。
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程度和形式，被认为是衡量社会复杂化程度或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指标。恩格斯于1884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第二次大分工”的概念，即“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促进了贫富分化，破坏了氏族制度，催生一系列社会变革，使野蛮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门槛。此后，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引起广泛关注。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柴尔德（V.Gordon Childe）是开展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研究最有力的倡导者。他特别强调，城市革命的重要特征，是附属于社会上层的专业化手工业生产和附庸工匠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塞维斯（Service）在他最钟爱的酋邦社会研究中，指出酋邦社会产生的标志之一是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急遽发展。
因此，陶器专业化自然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前述戴向明的研究即发现，该地区社会发展的同时，陶器的标准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表明陶器生产专业化与社会同步发展。但要真正超越对技术的复原，达到透物见人、透物见社会发展的目的，需要更多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需要更深思熟虑的田野工作，也需要更加“以人为本”、关注工匠个体特征的民族考古调查和实验考古实践。
作者李新伟，系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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