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语文考古学：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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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如何对考古产生兴趣的？
许宏：当年我是个文学青年，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落榜，便阴错阳差地进入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一开始完全不知道考古为何物，入学之后比较痛苦。当时转不了专业，也不愿意混日子，所以就培养间接兴趣。考古专业到大三时一般有毕业实习，就是田野考古，这几乎是一个分水岭。有的同学彻底干伤了，就坚决不再干考古；有的就成为铁杆考古人，比如我。我在考古学中尝到了甜头和乐趣，就一直干到了现在。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上学时，学校对学生的重点培养在何处？
许宏：考古学特别有意思，号称是文科中的理工科。我一直说我们是两栖动物，游走于古代和现代、城市和乡村之间，同时又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纯理论探究我们戏称“黑板考古学”或“扶手椅（沙发）考古学”（armchair archaeology）。但黑板上教不出考古学生，田野考古绘图、照相机和测绘仪器的使用，这些都需要极强的动手能力，脑力和体力并用，决不枯燥。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两条腿走路，先是学习考古学概论、考古学通论、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之后更多的是在田野考古实践中全面掌握实际操作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如何确立先秦城市考古作为学术研究方向的？
许宏：还是阴错阳差。当年本科毕业后，我和另一位同学留校任教。他的本科论文主题是石窟寺，我写的是先秦时期，正好是以汉代为分界点。学校安排我们这两个新生力量一个搞“前段”，一个搞“后段”，我就被划到“前段”去了。我在山东大学当过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的助教，参与发掘的大多是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周时期的遗址，比如鲁北平原的丁公遗址，在那里我们发现了4000多年前龙山时代的丁公陶文和城址。我还给学生上过战国秦汉考古的课，基本上是以汉代为界。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博期间，我随导师徐苹芳（1930—2011）先生，把城市考古定为研究方向。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通过梳理仰韶到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近千座城址，对中国古代早期城市的发展脉络有了贯通的感觉。我在这方面的思考延续到了“解读早期中国系列”的第三本书《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和博士论文的升级版《先秦城邑考古》（上下编），后者为2017年社科院创新工程重大成果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报》：殷墟发现后，中国的国家机构、博物馆系统及大学里，一直保留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传统，考古发现也经常需要两个学科专家的通力合作。那么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根本区别在哪里？
许宏：凡是涉及学科概念的问题，一定是这个学科终极的问题。现在考古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级学科，有极强的独立性，但是由于国家、地区文化学术传统不同，考古学被分别归于人类学、艺术史和历史学。在中国及欧洲有些国家，考古学属于历史学，为什么？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历史文献丰富的地区。我个人认为，按照中国的学术传统，考古学肯定属于大历史范畴，考古专业以前都归历史系，现在有的独立出来了，有的还归历史（文化）学院，我们考古所还隶属于历史学部，这是可以确定的。我认为要澄清一个概念，考古学属于大的历史学范畴，它跟现在我们所说的狭义史学是兄弟学科。狭义史学，我更倾向于把它叫文献史学，而不是历史学。历史学包括考古学和文献史学，文献史学和考古学才是兄弟学科，都是致力于建构我们对大的历史发展进程的认知，只不过它们的方法、途径、视角和手段不同。文献史学是以文献研究为主，而考古学主要是研究“物”的，尤其是研究文献出现以前或者文献以外的内容，让遗物来说话。但总体来说，它们殊途同归，应该先各自做好本体研究，分进而合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