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峪沟石窟的斩山崖面区段与遗址考古分期

月光如水

一、引言
石窟研究首先要解决分期与年代问题[1]，整体把握石窟寺遗址中不同建筑群组的营造次第和寺院发展阶段是进行其他专题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在进行石窟考古分期时，除注重与开窟活动相关的纪年题铭或文献记载、洞窟形制与造像内容的横向比对、造像所据经本的译出年代及历史背景等，斩山崖面的空间关系同样可以为石窟遗址考古分期提供重要线索。
多数石窟寺在营造开凿时，首先需要选择合适的山体斩山切壁，形成开凿洞窟的峭直崖面和窟前平台。如《魏书·释老志》记武州山石窟寺开凿时，“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州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佛寺，名曰灵岩”;又记伊阙石窟开凿时，“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新昌石城寺开凿时，亦曾“构立栈道，椎凿响于霞上，剖石洒于云表”[2]。这样的斩山崖面遗迹留存于许多石窟寺遗址中，若从石窟营造工程的视角对遗址崖面遗迹做整体考量，即可对石窟分期产生诸多新认识。如宿白研究云冈石窟分期时，充分利用崖面建筑遗迹判定洞窟组合关系[3]。李裕群通过分析麦积山东崖崖体大面积崩塌所涉及的范围、年代和崩塌前后洞窟开凿情况，新判定出一批洞窟的形成年代[4]。杭侃通过对云冈第20窟西壁打破关系和临近洞窟岩层的考察，复原了昙曜五窟开凿时的崖面情状和最初的布局设计思想[5]。彭明浩致力于石窟寺营造工程研究，从石窟选址、外部斩山崖面、内部营构空间等方面系统讨论了云冈石窟的规划设计和工程施工问题[6]。同时，通过对龙门西山南段两处未完工的斩山遗迹和停工时间的考察，讨论了斩山基本工序和斩山崖面内后期补凿洞窟的年代上限[7]。
若同时营造一组洞窟，一般会斩切形成同一段山体崖面，可称之为斩山崖面区段[8]，而不同次开凿的洞窟群则会形成不同的斩山崖面。各段斩山崖面斩切边界明确，且经常出现能够确定相对年代的打破、避让关系。如能确定斩山崖面范围和崖面内最初开凿的洞窟组合，即确认斩山崖面与其内洞窟组合的共时性，便可通过不同斩山崖面区段的早晚关系确定洞窟组合的时代早晚。再通过归纳不同阶段遗址主要特征的演变规律，即可得出石窟寺总体的分期结论。
吐峪沟石窟是古代高昌地区开凿时代最早、营造规模最大、延用时间最长、洞窟类型最为齐全的具有年代标尺意义的佛教石窟寺遗址群。该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乡吐峪沟村，石窟所在的吐峪沟峡谷地处火焰山东段，由沟东、沟西两区多处寺院构成。其中，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和东区北部石窟寺是吐峪沟规模最大的主体性寺院，可能分别为敦煌文书P.2009《西州图经》中提及的“寺”与“禅院”所在[9]。两处寺院遗址斩山崖面遗迹丰富，洞窟类型与组合情况复杂，其分期结论可以作为构建吐峪沟石窟及高昌石窟寺分期序列与年代框架的重要参照。因此，本文以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和东区北部石窟寺遗址为研究个案，讨论斩山崖面区段在石窟考古分期中的重要作用。
二、西区中部高台窟院
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营造于吐峪沟河西侧中部山坡，下临西区中部回鹘佛寺。高台南、北两侧各有一条大型自然冲沟，形成一处位置相对独立的佛教窟院遗址。窟院所处平台系斩切山体缓坡而成，西侧为斩山切壁形成的垂直崖面，高约11.1米，东侧为山体断崖，南北长102.2、东西宽20米。洞窟分上、下两层开凿于斩山崖面内或前接土坯建筑，有的于窟前平台上以土坯单独砌筑，现存编号洞窟65座（图一）[10]。

（一）  斩山崖面区段
在自然断崖或河谷阶地开凿洞窟时，一般会沿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同时斩切山体，一次斩山活动会形成一段位置相对独立的斩山崖面区段，伴随施工过程会开凿出两端的斩山侧壁、前端的斩山平台和后端的斩山正壁，从而形成一处三面围合的半封闭空间。通过分析西区中部高台窟院所呈现出的遗址特征，可以下列三条作为判定斩山崖面区段的标准。
第一，  斩山崖面平滑，人工铲削遗迹明显，形成同一规整切面。
第二，  斩山切面两侧和上方存在明显边界。
第三，  各斩山切面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分界限。
以上述三条判定标准，可以辨识出西区中部高台的五处斩山崖面区段。各段崖面多系垂直斩切西崖山坡而成，界限清楚，彼此连接，贯穿于整个高台。从北向南依次编为A-E斩山崖面区段（图二），详述如下。

A斩山崖面区段  位于高台北部北侧，南接B斩山崖面区段，北临大型自然冲沟。斩山正壁与左、右侧壁垂直。右侧壁与正壁转角处只斩切上部山体，后因施工计划改变，将实际山体斩切面向北移动。营造于该段崖面范围内的洞窟包括塔庙窟第18窟，僧房窟第17窟，储藏窟第16窟。
B斩山崖面区段  位于高台北部南侧，是为营造第22窟而单独斩切的崖面，与第22窟西壁土坯墙平齐，南接第26窟前室左侧斩山崖面。
C斩山崖面区段  位于高台中部，是为营造第26窟及其附属性洞窟第25窟而单独斩切的崖面，整体呈“7”形，斩山正壁较D斩山崖面区段向山体内凹进约15厘米，斩山左侧壁为第24窟右壁山体。
D斩山崖面区段  位于高台中部，是西区中部高台的主体崖面，自第39窟至第26窟，南接E斩山崖面区段，北接C斩山崖面区段。斩山崖面南侧壁为第39窟南壁山体，与斩山正壁垂直。斩山崖面北部前方残存一道与正壁相互垂直的高大土坯墙，与斩山崖面南侧壁对称分布。开凿于该区段崖面范围内的洞窟包括塔庙窟第33窟，僧房窟第27、28、29、30、31、32、34、35、37、38、39、52、53、54、55、56、57、58、59、60、61窟。
E斩山崖面区段  位于高台南部，自第40、50窟至南部大型自然冲沟。平面呈不规则弧形，崖面斩切粗糙，未进行细致修整。此崖面与D区段崖面之间预留山体作为隔墙。开凿于该段崖面范围内的洞窟包括大型长方形洞窟第48窟，僧房窟第40、41、44、45、46、47、49、50窟，储藏窟第42、43窟。
（二）  洞窟组合
斩山切壁形成规整崖面后，开始按照寺院生活的需要营造洞窟，这些洞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以组合或单一功能区的形式出现，存在功能层面的紧密关联。根据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遗址的特点，可以下列四条作为判定洞窟组合的标准。
第一，  洞窟相互毗邻，营造于同一斩山崖面区段内。
第二，  位于同一道开凿施工时刻划的水平凹槽范围内。
第三，  洞窟共用同一次预留的山体墙基。
第四，  洞窟功能相互联属。
根据上述标准，从北向南可辨识出西区中部高台窟院的三处原初洞窟组合，详述如下。
a洞窟组合  塔庙窟第18窟，僧房窟第17窟，储藏窟第16窟。
此组洞窟所处的A斩山崖面区段围合成一处较为独立封闭的小型院落，以第22、23窟之间的狭长廊道为唯一通道。各窟位置邻近，以塔庙窟第18窟为中心供养礼忏窟，僧房窟第17窟和储藏窟第16窟为僧人生活起居所用，洞窟功能相互关联。
b洞窟组合  塔庙窟第33窟及其两侧上层僧房窟第27、28、29、30、31、32、34、35、37、38、39窟，下层僧房窟第52、53、54、55、56、57、58、59、60、61窟。
此组洞窟营造于D斩山崖面区段内，崖面中央向山体内部斩切出梯形空间，用以营造塔庙窟第33窟。洞窟群以第33窟为中心，两侧上、下两层各对称分布10座僧房窟，同层分布的僧房窟形制相同。上层僧房窟前室建于下层僧房窟后室窟顶之上，两层洞窟空间位置相互对应。下层10座僧房窟由前室、后室和小室构成，前、后室大部分以土坯垒砌，后室开凿于山体内。后室正壁贴附斩山崖面，左、右壁和前壁先预留出山体墙基框架，高出地坪约40厘米，再于其上垒砌土坯墙体。上层僧房窟由前、后室构成，前室以土坯垒砌，后室于山体内开凿。前室窟顶与崖面相接处残存一道施工时刻划的水平凹槽（图三），可能用以规划窟顶高度或接嵌密合窟顶土坯。洞窟空间布局规律和上述预留山体墙基、刻划水平凹槽等遗迹表明此组洞窟经过统一规划设计营造，是一处功能密切关联的完整洞窟组合。

c洞窟组合  高台南端第40～50窟。
此组洞窟分上、下两层营造于E斩山崖面区段内，布局较为零乱，多数洞窟为僧房窟，其间穿插分布有少量储藏窟，是功能单一的僧人日常生活起居区。
（三）  洞窟相对年代
斩山崖面区段与其范围内的洞窟组合或单体洞窟具有逐一对应的关系，可以通过斩山崖面区段之间的打破、避让关系确定各段崖面之间的时代早晚，进而确定出崖面内洞窟组合和单体洞窟的年代。再通过洞窟类型划分和少数具备打破关系的洞窟确定后期补建洞窟的年代。进而可以明确西区中部高台窟院洞窟群的营造次第。
1.斩山崖面区段与洞窟组合、单体洞窟的对应关系  通过上文对洞窟组合和单体洞窟所处崖面位置的分析，可知斩山切壁活动是按照既定的洞窟组合或单体洞窟规划设计方案进行的，各洞窟组合或单体洞窟与其所处斩山崖面区段具有共时性，斩山崖面区段与其范围内的洞窟组合或单体洞窟相互对应。具体而言，A、B、C、D、E斩山崖面区段分别与a洞窟组合、第22窟、第26窟及其附属性洞窟第25窟、b洞窟组合、c洞窟组合同时形成。
2.斩山崖面打破、避让关系与相对年代  西区中部高台窟院斩山崖面之间存在多处打破、避让关系，可由此确定A-E斩山崖面区段之间的早晚关系。
B区段崖面最北端残存一道不规则的山体转角断裂线，表明B区段斩山崖面原来应有一段斩山左侧壁，后在斩切A区段崖面右侧壁时，将B区段斩山崖面左侧壁及其北侧山体全部凿毁，表明B崖面区段早于A崖面区段。
C区段崖面左侧壁为避让B区段崖面内的第22窟前室右半部土坯墙，明显内斜，致使该崖面范围内的第26窟前室左半部向内斜转，呈现出不规则的平面形制。因此，B崖面区段早于C崖面区段。
C崖面区段内的第26窟前室右半部直接借用D崖面区段内第61窟前、后室左壁土坯墙，表明第26窟年代晚于第61窟，D崖面区段早于C崖面区段。
E崖面区段内的第40窟门道打破D斩山崖面区段右侧壁，与第39窟相通，表明第39窟早于第40窟，D崖面区段早于E崖面区段。
综上可知，B崖面区段早于A、C崖面区段，D崖面区段早于C、E崖面区段。
3.洞窟类型及其相对年代  西区中部高台窟院除在斩山崖面区段内原初开凿的洞窟外，尚有少量于崖面区段内补凿或于窟前平台上以土坯垒砌的洞窟。可以通过对洞窟类型的分析，确定这些后期增建洞窟的年代。
（1）塔庙窟第22、33窟  B斩山崖面区段内的塔庙窟第22窟与D斩山崖面区段内的塔庙窟第33窟形制极为相似，属于同类型洞窟。两窟皆建于土坯砌筑的高大台体之上，由前室、主室两部分组成。前室平面呈横长方形，无前壁。主室平面呈纵长方形，中心塔柱位于中后部。左、右、后三侧甬道皆为高大纵券顶。中心塔柱为土坯垒砌的方塔，由塔基、塔身组成，塔基上部叠涩出檐，塔身正面塑像，其余三面开圆拱龛，龛两侧塑有龛柱。
第33窟所处的D斩山崖面区段位于中部高台中央主体位置，规模最大，该崖面区段内营造了以此塔庙窟为中心的洞窟组合。第22窟所处的B斩山崖面区段位于D斩山崖面区段窟前平台北端，该崖面区段内只营造此一座洞窟。因此，第22窟与第33窟属于同期洞窟，但以第33窟为中心的洞窟组合应早于第22窟，第22窟是模拟第33窟增建的洞窟。
（2）大型长方形洞窟第24、62窟  第24、62窟洞窟形制相同，属于同类型洞窟。两窟规模较大，平面呈纵长方形，纵券顶，左、右、后三壁垒砌一圈禅床。
第24窟开凿于B斩山崖面与C斩山崖面相接转角处，为避让B斩山崖面内的第22窟前室右壁和C斩山崖面内的第26窟前室左侧小室，门道入口不规则且极为窄小，与面积较大的窟内空间比例严重失调，并且最终打破第26窟前室左侧前端小室正壁，致使此小室在正壁内另起薄墙。同时，第26窟前室窟顶与崖面相接处刻划有一道横向凹槽，此凹槽一直延伸贯通于斩山崖面左侧壁第25窟窟顶，并被第24窟右壁窗户打破。因此，第24窟晚于第22、26窟，是利用第22、26窟相接转角处崖面空间补凿的洞窟。
第62窟以土坯垒砌于D斩山崖面前的窟前平台，破坏了原有寺院布局，与第24窟属于同类型洞窟，因而亦为晚期增建的洞窟。
（3）E斩山崖面区段僧房窟  E斩山崖面区段内的僧房窟群位于西区中部高台窟院最南端，布局零乱，以土坯贴附崖面营造或以土坯垒砌于崖前平台。洞窟规模较小，形制相似，皆为纵长方形、纵券顶。该僧房窟群是窟院中形成年代最晚的洞窟。
（四）窟院营造次第与考古分期
综合上述考察，根据斩山崖面区段、洞窟组合、洞窟类型早晚关系的分析结论，可知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前后共经历了六个阶段的营造工程（图四）；伴随着寺院规模的不断扩大，各期规划设计营造方案也在不断变化。

西区中部高台窟院[一]  选取吐峪沟西区中部山坡为窟院营造址，此处两侧为排水泄洪的大型自然冲沟，坡度平缓，适合斩切山体形成面积较大的开阔平台。于西区中部山坡中央斩山切壁，形成D斩山崖面区段，营造出以塔庙窟第33窟为中心、两侧对称分布上、下两层僧房窟的洞窟组合，窟前为广场平台，平台前方依附山体修筑出入窟院的登山踏道。从而形成一处位置突出显著、布局严整周密的大型佛教窟院。
西区中部高台窟院[二]  寺院规模扩大，在第一阶段斩山崖面左侧壁斩切出B段崖面，并模拟第一阶段中的中心礼忏窟第33窟，重新营造出一座形制相同的塔庙窟第22窟，作为寺院中另一处供养礼忏场所。
西区中部高台窟院[三]  凿毁第一阶段D崖面区段斩山左侧壁及其北侧山体，利用D崖面与B崖面之间的山体空间，斩切出C段崖面，穿插开凿僧坊窟[11]第26窟。致使D崖面区段不得不砌筑土坯墙维持与斩山右侧壁的对称格局。
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四]  寺院规模继续扩大，斩切B崖面区段北侧山体直至大型自然冲沟，形成A崖面区段，开拓出较为封闭、独立的院落空间，开凿出塔庙窟第18窟、僧房窟第17窟和储藏窟第16窟洞窟组合。
西区中部高台窟院[五]  寺院最后一次大规模扩建，斩切D崖面区段南侧至大型自然冲沟之间的山体，形成E崖面区段，在崖面区段内和窟前平台营造出以僧房窟群为主体的生活起居功能区。
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六]  在前期斩山崖面间隙或窟前平台增建少量洞窟和其他建筑。于B崖面与C崖面转角处开凿长方形洞窟第26窟，于D崖面区段窟前平台以土坯垒砌佛殿窟第51窟、大型长方形洞窟第62窟，于A崖面区段院落中以土坯垒砌佛殿窟第20、21窟，储藏窟第19窟和佛塔。
通过分析各阶段寺院布局和洞窟主要特征的变化，可将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分为三期。
第一期：第一、二阶段中的塔庙窟第33、22窟形制相同，因而西区中部高台窟院[一]、[二]可以划归为第一期。
第二期：出现可以同时供多人使用的僧坊窟，此类洞窟是不见于前、后各阶段的新型洞窟，因而西区中部高台窟院[三]可单独作为第二期。
第三期：塔庙窟第18窟内出现回鹘供养人像；开始重新营造较为封闭独立的多处小型窟院；出现全新式样的塔庙窟，纵券顶甬道低矮、中心柱呈扁方形、柱体三面开龛，这些形制特征与龟兹晚期中心柱窟相同，壁画题材组合形式多变，未形成固定的图像题材与组合体系，包括经变画、佛传、千佛、菩萨群像等；僧房窟数量急剧增加，形成生活起居功能区；窟前平台上以土坯垒砌洞窟，破坏了前期窟院的规划设计思想，极大地改变了寺院原有格局。因此，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四]、[五]、[六]可划归为第三期。
三、东区北部石窟寺
吐峪沟东区北部石窟寺位于吐峪沟峡谷自北向东转折处东侧崖面，由上部主体窟群和下部院落组合而成。上部洞窟群中部以一条早期形成的自然冲沟分隔为东、西两部分，经过较为全面的考古发掘，现存编号洞窟56座（图五）[12]。寺院分多个时期不断扩建而成，其中只有三座塔庙窟和两座佛殿窟用于礼忏供养，其余洞窟主要为栖止禅修的僧房窟、禅窟和储藏窟。

（一）  斩山崖面区段与洞窟组合
东区北部寺院中部大型自然冲沟两侧山势地形差异较大，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洞窟营建模式。冲沟以东为小型冲沟冲刷而成的陡峭山梁，山梁下部被河流长期侵蚀形成斜坡山体。开凿洞窟时，先大规模斩切山梁，形成峭直、高大的垂直崖面和窟前活动平台，再于斩山崖面中开凿洞窟。冲沟以西为河流下切形成的上、下四级自然阶地，从下至上坡度逐次陡峭，各级阶地前的空间面积逐次变小。开凿洞窟时，只需对缓坡山体进行简单斩切修整即可形成垂直崖面和窟前平台空间，洞窟依附山势逐层开凿。冲沟两侧共可辨识出四处斩山崖面区段和洞窟组合。
1.冲沟以东  冲沟以东共有三处斩山崖面区段，各段崖面斩切遗迹明显，分布边界、范围清楚，有的崖面之间存在打破关系。各崖面范围内只开凿一处洞窟组合，斩山崖面与洞窟组合逐一对应，共包括A、B、C三组（图六）。

A组：第27、28、36、38窟斩山崖面与洞窟组合。
该斩山崖面区段位于东区北部冲沟以东最西段，西临大型冲沟，东与第29～33、41～44窟所处的斩山崖面相接，先斩切出规整峭直的“Z”形崖面和宽敞的崖前平台，再根据地形特征规划排布开凿洞窟。塔庙窟第27窟为该洞窟组合的中心性洞窟，主室开凿于斩山崖面内，前室位于僧房窟第36、38窟窟顶之上，第36、38窟于斩山崖面前以土坯垒砌。三窟排布规律，立面呈中轴对称布局。大型长方形洞窟第28窟位于上述三窟东侧，于斩山崖面内开凿，甬道与第38窟相连通。窟前平台上正对第27窟主室门道的位置垒砌通往此窟的阶梯踏步。平台右侧下部开凿铺砌出登临此处窟院的登山阶梯踏道，并与下部规模较大的登山阶梯踏道相连接。
B组：第29～33、41～44窟斩山崖面与洞窟组合。
该斩山崖面区段位于第27、28、36、38窟与第49～55窟所在的两段斩山崖面之间转折处，为独立斩切的一处斩山崖面区段。该斩山崖面遗迹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于自然山梁中斩切出一处“凹”字形崖面轮廓，下半部未经斩切，而是在简单修整后开凿出第29～33窟。洞窟群以佛殿窟第30、31窟与僧坊窟第32窟为中心，两侧分布僧房窟第29窟和储藏窟第33窟。其中，第30、31、32窟呈“品”字形分布，三窟共用同一前室，各窟壁画题材相互关联，与禅观活动关系密切。下层山体突出于上层窟前平台之前，经简单修整后，开凿出僧房窟第42、44窟及其附属性储藏窟第41、43窟。
C组：第49～55窟斩山崖面与洞窟组合。
该斩山崖面区段位于冲沟以东最东端。崖面已大面积坍塌，只于左端残存斩山边缘遗迹。洞窟群以佛殿窟第50窟为中心，周围环绕僧房窟第49窟，储藏窟第52窟，僧坊窟第54窟，大型长方形洞窟第55窟及性质不明的第51、53窟。崖面坍塌致使各窟前半部发生不同程度的崩毁。窟前以狭窄平台将各座洞窟相互连通。平台东端残存一处土坯垒砌的登山踏道，是出入此组洞窟的唯一通道。
2.冲沟以西  冲沟以西大部分洞窟为分布于不同阶地的僧房窟，类型多样，且不同类型的洞窟聚集分布。为从洞窟群中区分出原初洞窟组合和后期补建的洞窟，需对洞窟群进行类型划分，并充分考虑不同类型洞窟的群组分布规律。
冲沟以西僧房窟根据洞窟形制的差异可分为三种类型。
A型：龟兹式僧房窟。由甬道、小室、主室三部分组成。甬道平面呈纵长方形，平顶或纵券顶。小室位于甬道后端，平面近方形，平顶。主室平面呈纵长方形，纵券顶，前壁中央开窗，其内开凿或以土坯垒砌火塘、土床、小龛等生活设施，少数洞窟壁面涂红色条纹带。包括第15、19＋20、23窟。
B型：主室与禅室组合而成的套合式僧房窟。主室面积较大，平面呈纵长方形，纵券顶，前壁中央开明窗。禅室一般位于主室前方或侧面，面积较小，平面呈方形，平顶。窟室壁面涂红色条纹带。包括第3、8、12、36、38、42、44、49窟。
C型：纵长方形、纵券顶僧房窟。窟内开凿或以土坯垒砌土床、火塘、小龛等生活设施。包括第14、16、39、40窟。
将上述不同类型的僧房窟还原至其所处的各级阶地，情况如表一所示。

由表一及图七可以看出，冲沟以西不同类型僧房窟在各级阶地的空间分布规律。A型僧房窟第15、19＋20、23窟以第三级阶地塔庙窟第18窟为中心，环绕分布于第二、三、四级阶地。各座僧房窟皆配设一座附属性储藏窟，如储藏窟第22窟附属于第15窟，第21窟附属于第19＋20窟，第24窟附属于第23窟。第四级阶地的佛殿窟第25窟中轴线与第18窟前室、主室中轴线基本重合，可能为前殿后塔的建筑格局。B型僧房窟与第18窟及A型僧房窟群距离较远，位于以第18窟为中心的洞窟群组西侧第一、二级较高阶地，不属于以第18窟为中心的原初洞窟组合。C型僧房窟第16窟营造时有意避让A型僧房窟第15窟，不属于以第18窟为中心的洞窟群。因此，冲沟以西洞窟可分为三个群组。

第一群组：塔庙窟第18窟及其附属佛殿窟第25窟，A型僧房窟第15、19＋20、23窟，储藏窟第21、22、24窟。
第二群组：B型僧房窟第3、8、12窟，禅窟第1、7窟。
第三群组：C型僧房窟第14、16窟。
其中，只有第一群组洞窟布局主次分明，功能联属，形成以第18窟为中心的洞窟组合。第二、三群组皆不属于原初洞窟组合。
（二）  寺院营造次第与考古分期
利用斩山崖面区段和不同类型洞窟的打破关系及崖面分布空间特征，可以判断出各段崖面内洞窟组合以及后期增建零散洞窟的营造次第。再通过分析、归纳不同阶段寺院形制布局和洞窟的主要特征，即可得出吐峪沟东区北部石窟寺遗址总体的分期结论。
1.洞窟群组营造次第
（1）斩山崖面相对年代  冲沟以西山体是吐峪沟东区北部位置最好的崖面，该崖面正对吐峪沟河谷入口，突出显著，视域开阔。河谷阶地坡度平缓，坡面空间面积较大。营造洞窟时只需对自然阶地进行简单斩切修整，即可形成理想的建窟空间。相反，冲沟以东山体为峭直陡立的高大山梁，开凿洞窟时，首先需要大规模斩切山梁，形成规整平直的崖面和窟前活动平台。同时，冲沟以东最西段的第27、28、36、38窟斩山崖面正对沟口，位置突出显眼，洞窟多南向，采光极好。崖面越向东侧转移，越偏离出吐峪沟河谷内的视野范围，开窟位置越不理想，洞窟逐渐变为西向，采光较差。据此，冲沟以东斩山崖面的形成时间应从西向东依次变晚，第27、28、36、38窟洞窟组合早于第29～33、41～44窟洞窟组合，第29～33、41～44窟洞窟组合又早于第49～55窟洞窟组合。
冲沟以西第一级阶地至第四级阶地逐渐平缓，崖面前的活动空间逐渐宽敞开阔。应最早利用地形条件最好的第三、四级阶地营造洞窟，之后寺院规模扩大、增建洞窟时，才开始利用条件较差的第一、二级阶地。因此，第15、18、19＋20、21、22、23、24、25窟洞窟组合应为最早营造的寺院，第一、二级阶地的B型及C型僧房窟皆是后期陆续增建的洞窟。
冲沟以东第29～33、41～44窟所在崖面斩山左侧壁打破第27、28、36、38窟洞窟组合中第28窟外侧斩山崖面。因此，第27、28、36、38窟早于第29～33、41～44窟洞窟组合。
（2）洞窟类型及其相对年代  第41窟右壁中部原凿有一方形窗户，在营造第40窟时，以土坯封堵。因此，第41窟早于第40窟。第41窟为第42窟的附属洞窟，第42窟与冲沟以西第3、8、12窟形制相同，属于B型僧房窟，第40窟与冲沟以西第16窟形制相同，属于C型僧房窟，故B型僧房窟应早于C型僧房窟。
第16窟开凿于冲沟以西第二级阶地、第15窟东侧狭窄崖面，门道与第15窟大致平行，但内部窟室却明显向东偏斜，有意避让第15窟左侧主室，以免打破该窟主室左壁。因此，第16窟晚于第15窟。第16窟属于C型僧房窟，第15窟属于A型僧房窟，因而，A型僧房窟应早于C型僧房窟。
综合上述各项分析结论，可知东区北部石窟寺先后经历了以下六次营造工程（图八）。

东区北部石窟寺[一]  最早于冲沟以西营造出第15、18、19＋20、21、22、23、24、25窟洞窟组合。洞窟群分布于第二、三、四级阶地，形成上、中、下三层寺院格局。塔庙窟第18窟营造于第三级阶地中央，是寺院中心性供养礼忏窟，僧房窟及其附属储藏窟环绕周围。上层为僧房窟第15窟及其附属储藏窟第22窟，东侧为僧房窟第19＋20窟及其附属储藏窟第21窟，下层为僧房窟第23窟及其附属储藏窟第24窟，以及可能作为塔庙窟第18窟前殿的佛殿窟第25窟。从而形成一处以塔庙窟为中心、僧房窟及附属储藏窟环绕周围、分层排布的小型石窟寺。
东区北部石窟寺[二]  开始大规模扩建寺院，简单修整第15窟西侧第二级阶地缓坡山体，形成窟前窄小平台和窟前小径，开凿出僧房窟第12窟及其附属储藏窟第4、5窟。斩切第二级阶地最西端崖面，形成面积较大的窟前庭院，开凿出僧房窟第3窟、储藏窟第2窟和禅窟第1窟。其后，寺院规模继续扩大，开始利用地形条件较差的第一级阶地增建洞窟。此级阶地峭直，崖前平台空间狭促，被迫斩切出一段内凹崖面，扩大窟前活动空间，开凿僧房窟第8窟、禅窟第7窟及性质不明的第6、9窟。最后，寺院继续向东扩建，简单修整第一级阶地第9窟东侧山体，开凿出僧房窟第10窟，窟前以狭窄小径与其西侧诸窟相连通。
东区北部石窟寺[三]  由于冲沟以西崖面已被大部占据，被迫于冲沟以东重新选址，大规模斩切山梁，形成一处连续相接的“Z”形斩山崖面，营造出第27、28、36、38窟洞窟组合。其中，塔庙窟第27窟为中心性礼忏窟，大型长方形洞窟第28窟和僧房窟第36、38窟环绕于塔庙窟东侧和下方。
东区北部石窟寺[四]  寺院规模进一步扩大，继续向东斩切山体，形成上、下两层斩山崖面，上层崖面以佛殿窟第30、31窟，僧坊窟第32窟为中心，周边环绕僧房窟第29窟及其附属储藏窟第33窟，下层为僧房窟第42、44窟及其附属储藏窟第41、43窟。
东区北部石窟寺[五]  为寺院最后一次大规模扩建工程，继续向东斩切山体，于斩山崖面内开凿出第49～55窟。此组洞窟以佛殿窟第50窟为中心，僧房窟第49窟、储藏窟第52窟及性质不明的第51、53窟、僧坊窟第54窟、大型长方形洞窟第55窟环绕于佛殿窟周围。
东区北部石窟寺[六]  寺院内增建少量洞窟，于冲沟以东窟前平台上以土坯垒砌僧房窟第39、40窟，并依附窟前平台前端山体垒砌宽敞平台，增建僧房窟第47、48窟。同时，利用冲沟以西第15窟东侧的狭小崖面，补凿僧房窟第16窟及性质不明的第17窟。利用第25窟东侧山体补凿出性质不明的第26窟。
2.遗址考古分期  根据遗址形制布局和洞窟主要特征的演变，可将东区北部石窟寺分为四期。
第一期：东区北部石窟寺[一]是寺院的最初样貌，由塔庙窟及其附属佛殿窟、僧房窟及其附属储藏窟构成。塔庙窟中心塔柱主体呈汉式方形三级佛塔，顶部为圆柱形，其上原应安插塔刹，塔柱矗立于窟顶之外。左、右、后三侧甬道皆为低矮纵券顶。主室造像组合原来可能为七佛与十方禅定诸佛组合，单铺造像皆为大型一佛二菩萨立像，主室正壁主尊原为高约四米的大型立佛。僧房窟为典型的龟兹式样，由甬道、小室、主室构成，且每座僧房窟配置一座储藏窟。
第二期：新出现大型长方形洞窟第28窟和仅可容纳一人的小型禅窟第1、7窟。塔庙窟第27窟的中心塔柱变为方形柱体，正面开浅龛，其余三面不开龛，甬道变为高大的纵券顶。主室造像组合虽然延续了第一期七佛与十方佛组合，但单铺造像体量明显变小，以说法图形式出现，十方禅定诸佛由第一期绘于主室两侧壁变为环绕甬道两侧壁说法图分布，新出现因缘故事题材。僧房窟第3、8、12、36、38窟变为附带禅室的复合式僧房窟。因而，东区北部石窟寺[二]、[三]可划归至第二期。
第三期：不再营造塔庙窟，新出现方形穹隆顶、中央设立柱的佛殿窟第30、50窟，原绘于第一、二期塔庙窟中的七佛与十方佛组合、因缘故事皆被重新配设至全新形制的佛殿窟中，新出现弥勒菩萨兜率天宫说法、神王和本生题材。新出现可同时供多人禅定、夏居的僧坊窟第32、54窟，主室内绘制按固定秩序排列、指示禅观次第的本生、不净观想和净观想图像。因此，东区北部石窟寺[四]、[五]可划归至第三期。
第四期：增建第16、17、26、39、40、47、48窟等少量洞窟，大部分为纵长方形、纵券顶僧房窟。因此，东区北部石窟寺[六]可划归至第四期。
四、余论
石窟寺遗址多经过不同时期反复重修改建，是数套规划设计营造方案不断层累叠加的结果。因此，利用斩山崖面区段进行石窟考古分期时，要通过对洞窟类型和组合的分析，辨识、区分斩山崖面区段内原始洞窟组合与后期增建的洞窟。同时，不同时空和谱系的石窟寺遗址因山势地形、山体岩性、营造理念和技术传统的不同，会遗留诸多不同的遗迹现象，在对石窟寺遗址进行考古分期时，需要整合考虑崖面不同遗迹所指示的年代意义，从石窟寺施工营造的角度逆推、复原窟院历时性形成过程，寻找具有分期意义的新线索。
附记：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昌石窟寺内容总录”（项目编号18CKG017）的资助。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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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宿白：《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部份洞窟的类型与年代》，见《中国石窟寺研究》第21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2][宋]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卷十六《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清道光元年山阴杜氏刊本。
[3]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见《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
[4]李裕群：《麦积山石窟东崖的崩塌与隋代洞窟判定》，《考古》2013年第2期。
[5]杭侃：《云冈第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昙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设计》，《文物》1994年第10期。
[6]彭明浩：《云冈石窟的营造工程》，文物出版社，2017年。
[7]彭明浩：《龙门西山南段两处大型斩山遗迹》，《华夏考古》2019年第5期。
[8]魏正中研究龟兹石窟寺遗址时，最先提出“区段”（District）概念，认为石窟寺遗址“由包含同类洞窟或洞窟组合的若干区段构成，这些区段根据寺院需求承担着各自不同但又互为补充的功能”，明确指出“区段”意为“同一类型的洞窟或洞窟组合一般集中于同一区域，遗址由多个区域组成，多数情况下可以根据其内涵获知这些区域的不同功能，这些区域可被称为‘区段’”。参见魏正中：《区段与组合—龟兹石窟寺院遗址的考古学探索》第ⅲ、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本文提出的“斩山崖面区段”则是指一处斩山崖面所延展的空间范围，不同于功能层面的区段概念。
[9]吐峪沟石窟，唐时称“丁谷窟”，见敦煌文书P.2009《西州图经》“山窟二院”条记：“丁谷窟，有寺一所，并有禅院一所。右在柳中县界，至北山廿五里丁谷中，西去州廿里。寺（其）[基]依山□构，揆巘疏阶，雁塔飞空，虹梁饮汉，岩（蛮）[峦]纷糺，丛薄阡眠，既切烟云，亦亏星月。上则危峰迢遰，下[则]轻溜潺湲。实仙居之胜地，谅栖灵之秘域。见有名额，僧徒居焉”。此件文书由伯希和（Paul Pelliot）公布，收录于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1913年影印本。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册）第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鄯善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20年第3期。
[11]  僧坊窟由主室和环绕排布的小室构成，形制统一，与印度石窟及地面寺院中的毗诃罗相类，集僧人结夏安居、禅修及相关仪式活动等多重功用于一体，与主要作为僧人日常生活起居场所、形制多变的僧房窟不同。参看李崇峰：《从犍陀罗到平城：以寺院布局为中心》，《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等：《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东区北侧石窟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1期。
（作者：夏立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考古》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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