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对号入座：你在哪个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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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对号入座：你在哪个阶层？

　　电视剧《大江大河2》在年初完美收官。延续第一季的剧情，底层年轻人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身份、地位和财富不断爬升，上演了一部电视剧版的《激荡四十年》。在大时代下普通人逆天改命的故事，正是这部剧大火的内在核心。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以前近乎静止的社会突然加速变迁。现代化和体制变革双重转型让中国社会经历了从计划到市场、从集中到分散、从一元到多元、从固定到流动和从封闭到开放的变革。

　　而这些变革，打破了此前单一的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格局。曾经简单的社会格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格子里有人扶摇直上、有人原地踏步、有人则被卷入滚滚泥沙，又凝结成新的层级，且愈发复杂。

　　对社会中人们的分层，我们有一个更加温和的词，称之为“阶层”。

　　一

　　40年的高速发展，如同一把梳子，把中国社会划成不同的阶层。梳齿的划动，可能始于1978年的小岗村、老三届大学生、80年代的乡镇企业、1992年的下海潮、1999年的互联网创业或者2012年的移动互联网兴起[1]。但无论社会如何变迁、产业如何升级、分层如何复杂，那把梳子却始终如一，即一个人拥有多少组织（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技术）资源[2]。

　　1978年以前，人们还生活在大锅饭模式中，平均主义如石磨般碾平了人们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虽然沉寂，却在默默集聚力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经济资源改变阶层的能力迅速展现，它和前两种资源一起，成为撬动板结社会结构的巨大力量。

　　1999年，中国社会的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社科院的陆学艺教授带领团队开始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三年后形成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按照占有三种资源的多少，陆教授团队提出了“十大社会阶层”，这一成果至今仍是许多研究的基础，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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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陆老先生的排序能发现两个问题：第一，分层基本是按职业划分的；第二，三种资源也有层次。

　　职业对阶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再细分，就是行业带来的差异。十年前的金融，三、四年前的互联网，如今的集成电路，哪一个都妥妥地碾压机械、生物行业，更不用提那些连名字都被遗忘的行业。“入错行”可能是一个人踏入社会后影响阶层的第一步。

　　对于资源的排序，从表中可以很容易看出：组织资源排第一，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并列第二。组织资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文化资源涉及教育、技能、知识等环节，是几乎唯一通过个人努力能够把握的资源。经济既是三种资源之一，也可以看做前二者资源拥有程度的结果之一。

　　因此，若做粗略的划分，通过经济资源占有程度，可以相对定量划分每个人所处的阶层。

　　二

　　一个人的经济资源，主要看资产和收入。资产可以简单看做收入长时间的积分结果，对于特定的短时间段，收入则更好衡量每个人的经济水平。

　　统计口径上，收入的衡量标准就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它包括了工资、房租、股票、理财等等所有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是衡量一个居民占有经济资源水平比较权威的数据。

　　《大江大河2》收官的时候，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0年的全国居民五等份可支配收入分组数据。2020年，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0294元，中间偏高收入组为41172元，中间收入组为26249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为16443元，低收入组为7869元。整体中位数为27540元，比2019年增长3.8%。

　　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以家庭为单位计入的，按一个标准的3口之家，夫妻二人工作养育一个没有收入的孩子，那么国人的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41310元。这意味着，月收入超过3443元，就能超过50%的国人。

　　按此划分，虽然一目了然，但显然颗粒度不够细。比高收入高的，有资源巨富，也有互联网新贵；比低收入低的，有现实版《山海情》里的老少边穷，也有城镇里被忽略的UP主。

　　先来看低收入群体。2020年5月28日，总理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表示，“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仅1000元”，惊掉了大家的下巴。数据怎么来的呢？6月15日，国家统计局给出了官方解答：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40%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年人均收入为11485元，月人均收入近1000元。根据当年五等分分组数据的低40%收入组数据，这里的月人均收入1000元应该仍是可支配收入。值得注意的是，40%的人口应该是5.6亿人，说明40%的低收入家庭人口偏多，而收入偏低。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曾分析，我国的社会经济地位结构是底层占总量绝大多数的倒丁字形[3]。这丁字的一横，占比63%，其中超过90%都是农民。他在书中写道：“倒丁字形社会结构反映的是中国城乡分野的现实，也就是说，农村人口构成倒丁字形结构的一横，是巨大的处在下面的社会阶层，而城市人口更多是构成倒丁字形结构的一竖的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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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底，网络上开始流传一张收入统计表，把人们分为了9个大阶层，36个小阶层。按照著名社会学家Mr. Fachai的认知，基本靠谱，并按照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4.7%）做了调整，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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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先前计算的月收入中位数3443元，对应到表里，在此线下，大约占了劳动人口的70%，和统计局中位数有出入，但这基本和李强教授的63%人口构成的“一横”基本吻合。

　　城市也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苟且。这根又细又长的“竖”，恰恰说明了分层之多。城市发展就业岗位多、职业划分细、各类资源齐备，因此更具多样性，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改变自己的阶层。然而，Mr. Fachai发现，城市里人们的收入并不如人们想象中的多。

　　2020年，北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全国第二，为69434元，是全国均值的2.5倍。即便如此，算到个人头上，月收入也仅为8680元。事实上，截止2019年，全国农村常住人口为5.5亿人，占人口比例约40%，与70%和63%的低收入人群比例有较大的断层。这意味着低收入人群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城市。北京不止有后厂村码农和金融街精英，还有城市里的产业工人、小商贩、看守人员与三和大神。

　　根据德勤2019年的调查[4]，该年中国3607家A股上市企业的CXO级高管的薪酬中位数是47-70万元。这可比广大人民群众的想象低了不少。如果加上股权激励，收入中位数大约在100-150万元。即便如此，也不过处在中产的中层。

　　话说回来，你在哪个阶层，在表中一目了然。

　　三

　　过去的40年，是一个不断上升奋进的时代。制度、思想的转轨，让曾经一穷二白的简单社会出现了诸多空白。从家庭联产承包、恢复高考、市场经济复苏、价格双轨制到互联网经济、房产增值，无一不是产生了许多断层和空档。而填补这些空白，就意味着人生的跃迁。而如今，随着社会的成熟和信息的流通，这样的机会显然越来越少。

　　表中9个阶层，每跨越一个阶层，收入水平基本要翻一番。对于低收入群体，看似绝对值较低，收入翻番相对容易。但由于其占有的资源少，翻番并非易事。在高处的阶层，收入翻番似乎更难。但由于其资源占有丰富，实际增长反倒相对容易。

　　处在顶尖的“资产阶级”人群，不超过全部人口的0.8%。根据招商银行的统计，到2019年月日均总资产在50万元及以上的客户有264.77万，在招行所有客户里的比例大约是1.84%，但他们的存款占了所有客户的81.2%。“二八定律”中的“二”已经不是20%，而是2%。这种趋势在如今货币放水，资产增值的时代只会加剧。胡润在今年的财富报告中指出：亿元人民币资产“超高净值家庭”由75%的企业主、15%的炒房者和10%的职业股民构成[5]。

　　相比向上承担的风险，多数人更追求稳定，即保持现有的阶层。而保持则更多的要求确定性。普通家庭为什么在教育上投入巨大，甚至造成了严重的内卷，就是因为教育是相对投入和回报成正比的确定事件。但如今教育也在分层，这并不是很多人说的造成社会分层的原因，而是结果。

　　跨越和保持，是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阶层的根本追求，每个人都希望在维持现有阶层不滑落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上跨越阶层的河流。

　　可这又谈何容易。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到流水线工人，从系统里的外卖小哥到写字楼里的搬砖白领，即便收入增加，很难说服自己跨越了阶层。而城市里的中产，每天活在晋级、医疗、养老、教育中的焦虑中，看着手里的现金不断贬值，也很难说自己保持了阶层。

　　阶层，意味着分化。分化不单单是收入，也有组织和文化。收入最直观且易量化，但其他资源的地位显然在阶层中更加隐性和重要。弥合分化，显然不仅仅是缩小收入差距。

　　对于普通人，认清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努力向上很重要。但全社会认可、理解和尊重显得更加不可或缺。在这条路上，每一个人，都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资料：

　　[1]《时代浪潮下的青年》，伐柴商心事，2020。

　　[2]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

　　[3] 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第二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4]《2018-2019年中国A股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及长期激励调研报告》，德勤，2020。

　　[5] 胡润，《2020方太·胡润财富报告》，2020。

来源：伐柴商心事（ID:Fachai_story）

　　作者：大帅去伐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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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强：我国正在形成“土字型社会结构”

李 强

2015年05月25日08:26   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我国正在形成“土字型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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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普数据ISEI值百分比显示社会结构

　　前些年，笔者曾采用定量的范式，使用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 简称: 五普) 数据，提出中国社会是“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即社会中下层或下层比例、数量巨大，工人、农民、农民工占据了社会群体的主要比例，中间层弱小，中产明显缺失。那么，今天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笔者采用ISEI方法测量，分析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发现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里将社会结构的变化概述为四大群体的变化。

　　农民群体：10年间减少了 16.71%，预测还会发生巨大的社会结构变迁

　　主要是农民、农业从业人口、农业户籍人口、外出打工群体以及农村所发生的变化。用 ISEI测量，23分值群体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劳动者，2010年占比46.49%，与2000年的63.20%相比，2010年六普减少了16.71%，十年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由此可以预测到七普的时候，还会发生同一方向的巨大的社会结构变迁。此种变迁体现了工业化、城镇化的一般趋势，根据社会学的现代化指标，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低于30%是社会结构实现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指标。

　　如果具体分析中国农民人数大幅减少的原因，可以发现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农转非，起因于城市发展向农村扩张，该农村土地被征用，转为城镇建设用地，于是，农民转为市民。第二种是农民外出打工，这部分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外出打工农民的情况更为复杂，一方面，循环流动的现象依然存在，即一部分中年以上的打工农民又返回家乡; 另一方面，年轻农民返乡的可能性明显降低。六普数据显示的种田农民的比例下降是真实的，是不可逆转的。第三种是就地城镇化。调研发现，中国即使是留在农村没有外出的农民，有很高比例也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了。这部分农民既没有转变户籍身份，也没有到城里打工，因而也不是城市流动人口或城镇常住人口。但是，他们早已不从事农业劳动，住房形态也发生根本变化，农民“上楼”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这些村庄以及村庄周边非农产业十分发达，多数农民从事了工商业、服务业劳动。这些村庄已经与城镇没有差异。

　　此外，还有多种原因转入城市户籍的，比如上大学进城; 也不排除有少数富裕起来的农民在城镇买房，为使孩子受到更好教育或老人享受更好的医疗而转入城镇的。清华数据显示，中国农业户籍的人口，已经在城镇购买了住房的比例为21.6%。

　　体力劳动工人群体：10年间上升了 3.78%，但随着后工业社会来临，该群体会由于产业转型而减少

　　主要是指工业、制造业体力劳动群体，ISEI分值集中在29-32分组，2010年占比13.58%，2000年为9.8%，上升了3.78%。这个群体属于最为典型的体力劳动工人群体，是生产一线的直接操作工人。

　　从职业地位看，体力劳动、直接操作型工人，归属蓝领群体，确实不属于中产阶层。但是，在世界各国的就业群体中都是最重要的劳动群体，即使在完成现代化转型的经济发达国家，一般也占到全体劳动者的10%-20%多之间。所以，在中国未来社会结构中，仍然会占有重要地位，仍然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群体。对于蓝领工人，我们同样要尊重他们的社会地位。其中的绝大多数目前被称为“农民工”，这种称谓有问题，他们是最为典型的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中最为基本的群体。体力劳动工人的工作特点是劳动强度大、劳动艰苦、劳动危险性大、劳动环境差，而目前待遇较低，所以，应该提高该群体的劳动工资、经济收入。从国际比较看，在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国家，这个阶层的收入不亚于普通中产阶级的收入，而且由于工会力量强大，他们的收入甚至会高于一般中产阶级的收入。

　　该群体在中国未来的几十年里，还会占据比较稳定的比例。从数据分析看，五普到六普上升了3.78%，但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该群体会由于产业转型而有所减少。所以，预计未来不会有太大变化，会保持稳定。

　　技术工人群体：10年间下降了1.4%，技术工人群体比例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值得深思

　　在ISEI中，技术工人主要是集中在 33-40分值群体。令人吃惊的是，中国技术工人在劳动者中所占比例，不升反降！2010年占比为9.8%，而2000年为11.2%，2010年反而下降了1.4%。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让我们先看看这个群体的职业构成状况，即主要是公路、道路、铁路、水上运输人员和其他运输服务人员、商业服务业普通营业人员、餐饮业服务人员、机电产品和电子产品装备人员和装配人员等等。这个阶层介乎于中产阶层与蓝领阶层之间的位置上，可以称作白领下层，或蓝领上层。

　　技术工人群体比例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值得深思。技术工人亦称作中产过渡层，是中产阶层形成的重要来源。与上面体力劳动工人比较，最明显的差异是占有技术技能，体力劳动工人也可以通过提升技术而进入到中产阶层。笔者曾提出，中国技术认证的体制上的障碍，阻碍了广大有技术的农民工社会地位的上升途径。

　　此次五普、六普数据的比较再次印证了技术地位上升受到阻碍的论断。目前，此方面矛盾比较尖锐。一方面，中国技术工人队伍严重短缺，就业市场上对于技术工人的需求十分强烈; 另一方面，社会上对于技术工人没有给予尊重，技术认证、地位认证、地位准入、职业培训等均存在严重轻视，甚至歧视。

　　其他白领群体：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变化微小，经营销售群体和普通办公室人员增速惊人

　　在社会学研究中，白领阶层与中产阶层几乎是同义语。白领职业通常指四个职业群体: 管理者群体、专业技术群体、经营销售人员群体和普通办公室职员群体。其中两个群体，即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往往有较高学历，来自大学生的比例较高，但此次ISEI测量显示，中国这两个群体变化微小。六普数据显示，白领群体中增长最为迅速的是经营销售群体和普通办公室人员，十年来，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仅ISEI 的43-45分值群体就增加了10.44%，即2010年占比13.34%，而2000年仅为 2.9%，其增速惊人! 这是中国中产阶层变化最大的群体，该群体主要从事哪些工作呢? 包括购销人员、营业人员、推销和展销人员、各类销售人员、办事员、普通办公室职员、普通行政办公人员、普通行政业务员、护理人员、幼儿教师、裁剪缝纫人员、环境监测人员等等，多属于白领中下层。

　　六普数据显示，这个群体的大部分人，即58.2%是农村户籍，即出身于农民家庭。农民或农民工，通过奋斗积累了小资本，从事小本经营，或者受雇处于经营者的位置。所以，该群体为农民地位上升开创了新渠道。该群体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从全国情况看，主要是初中、高中毕业生，高中及以下受教育的占全部经营者群体的83.1%。所以，这个群体进入中产的主渠道不是教育渠道。该群体的开放性最强，接纳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实践上看，很多受到户籍阻碍或难以通过教育渠道上升的人群，都希望通过做小买卖或经商运营改变社会地位。这也是今天在中国城镇中颇具进取心而积极奋斗、努力打拼、希冀向上流动的群体，是中国经济社会活力最重要的来源之一。然而，目前大城市的社会管理和户籍政策却往往排斥这些人。

　　对比五普和六普的 ISEI 社会结构，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总体特征是，得分值较低的底层群体出现了明显的向上流动的趋势。中间层的某些群体主要是中下群体，有所扩大。但是，从总的社会结构图形看，大体上还是属于底层比较大的社会结构特征，基本上可以说还是类似于一种“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当然，如果说形状是“土字型社会结构”也可以。总之，中产阶层的某些群体有所扩大，但是，整体社会结构还没有根本改观，中产阶层在全社会中仍然比例较小。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

　　调查样本

　　本文使用了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 简称: 六普) 抽样数据，选取其中16～64岁有职业的人口，总样本数为683291人。另一数据是，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于2012－2013年完成的“城镇化问卷调查”，该调查采用严格的PPS抽样方法，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具有全国代表性，完成有效样本12540个，正文中凡提到清华大学调查均指此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