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巨头的政治宿命：特朗普背刺马斯克，撕开美国产业裂缝
特朗普与马斯克这对曾经的“政治兄弟”突然在社交媒体上打起了口水仗，马斯克公开炮轰特朗普力推的“大而美”法案是“令人作呕的畸形产物”，并警告会加剧国家债务。特朗普随之发难，称马斯克“疯了”、“失去理智”，并断言“根本没兴趣再跟他谈话” 这次矛盾迅速演变为威胁收回SpaceX与特斯拉政府合同、终止补贴、甚至暗示将检查马斯克是否转向民主党并“面临非常严重后果”。短短几天内，特斯拉股价暴跌逾14%，市值蒸发逾千亿美元。
这一冲突，将一个短暂的“民粹+技术资本”利益联合体推上破裂边缘。表面上，两人在反对民主党、保护企业自由性等议题上暂时同调；但实质上，背后是马斯克代表的全球化技术资本逻辑与特朗普“美国优先”经济民族主义的根本冲突。如今，美国科技界在政治极化的浪潮中承受双重压力：既依赖民粹政府的补贴，又必须迎合技术寡头的姿态，如此的尴尬处境，让美国一众科技企业随时可能成为国内政治撕裂的祭品。
民粹表象下的“利益同盟”
对于特朗普来说，攻击民主党从来不仅是选战手段，更是其民粹政治的核心机制。在其话语体系中，民主党就是华尔街的傀儡、移民的纵容者以及产业空心化的罪魁祸首。恰逢其时，马斯克与民主党的矛盾日益加深，也为他与特朗普的“并肩作战”制造了舆论空间与政策动因。
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IRA）正式生效，明确要求：只有在北美由工会工人组装的电动车，才能获得税收抵免。这项政策名义上鼓励新能源转型，但实际操作中却将特斯拉排除在主要受益企业之外。马斯克迅速抨击该法案“存在倾向性”，批评拜登政府“系统性忽视特斯拉的行业贡献”，并频繁公开指责白宫“有意扶持传统汽车巨头”，如福特和通用。
与此同时，特朗普则在竞选演讲中多次点名马斯克，赞扬他是“美国制造业的象征”，并把特斯拉视为民间创新力量的典范。两人一时间似乎在多个议题上达成某种“政策共识”：反对过度管制、强调自由市场和对企业灵活性的保护。
然而，这种“敌人的敌人即朋友”的联手关系，其实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
两人结构性裂痕浮出水面
马斯克所代表的是一种全球化技术资本逻辑：高度依赖跨国供应链、全球市场扩展与资本自由流动。他的产业布局从上海超级工厂到星链卫星再到H-1B签证政策，无一不是全球化生产体系的产物。而特朗普则始终坚持“美国优先”的本土主义立场，强调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与技术本地化生产。在本质层面，两者的利益诉求不仅不同，甚至互为牵制。
这种矛盾最终在今年5月底爆发。5月底，美国会通过了一项新的贸易税法案，被特朗普称为“大而美法案（Big Beautiful Law）”，其中就包括大幅提高对中国制造电动车的关税，甚至不排除征税范围波及使用中国产关键零部件的外国品牌。尽管该政策以“保护美国工人利益”为名，但实际上直接击中特斯拉的命脉：其Model 3与Model Y多项核心组件仍依赖中国供应链。
面对突如其来的政策打击，马斯克连发多帖，批评新政“撕裂全球产业链”、“将削弱美国在电动车领域的竞争优势”。特斯拉股价随即暴跌逾14%，市值蒸发超过1500亿美元。然而特朗普方面却冷嘲热讽：“马斯克搞不清楚谁才是为美国工人发声的人，他只在意从中国多赚几个亿。”这场“背刺”彻底暴露了两人之间政策同盟的脆弱性与不对称性。
实际上，这两者之间的裂痕早已存在。早在2017年，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马斯克就因环保立场被触犯而退出其经济顾问委员会。尽管此后几年他试图重建与共和党的关系，展现出相对温和的政治姿态，但在移民、环保等关键议题上，马斯克始终无法与特朗普主导的中下层民粹叙事完全契合。尤其是在高端人才流动问题上，二人的分歧愈加明显。马斯克旗下企业如SpaceX和特斯拉严重依赖H-1B等高技能移民签证制度，而特朗普则多次在演讲中声称将“暂停所有技术签证，优先保障本土劳动力”。在共和党已被特朗普完全整合为反全球化政治机器的当下，马斯克在党内已难寻中间派的制度性缓冲，其全球化利益诉求也日益边缘化。
技术资本与民粹政治的天然裂痕
马斯克与特朗普的“蜜月期”不过是利益相交的短暂重合。表面上看，他们曾在反对拜登政府新能源政策上形成合力，实际上，这段联盟关系的深层始终在断裂的边缘。
马斯克身上聚合了21世纪技术资本的典型特征：全球市场导向、跨境资源配置、对开放秩序与自由知识流动的高度依赖。他所需要的是一个“全球通用的技术秩序”，以及可预测、制度化的政策环境。而特朗普的政治逻辑建立在本土工人至上、对外强硬谈判与反全球化叙事之上。他的政策目标不是提升美国在全球的技术领导力，而是确保制造岗位的“回流”与“重建本土”。因此，他对像特斯拉这样的全球化企业并无真心的友善，而只是在某些战术节点上加以利用而已。
可以说，马斯克是当代技术精英主义的缩影，而特朗普则是情绪驱动型民粹政治的代表。二者的结合，是一场注定无法长久的策略协作，而二者的冲突，则揭示了当下美国政治经济生态中的关键断层。
主动拥抱政治的科技领袖们
去年九月，特朗普在出版的新书中咆哮：“扎克伯格将在监狱中度过余生。” 这不仅是对私人恩怨的宣泄，更反映出在政治极化与撕裂的美国社会中，科技企业脱离了商业轨道，反常地走向了政治化。在红蓝对立的放大镜下，企业家个人政治立场与企业政治行为的深度纠缠不断突破传统商业风险的边界。政治站队、游说交易、地缘断供风险，曾以“改变世界”为口号的硅谷精英们，如今深陷政治身份危机。华盛顿国会山的走廊里，科技领袖的身影从未如此密集。
马斯克的转变历程无疑是科技巨头深陷政治极化漩涡的一个缩影。这位曾以“进步主义者”闻名，为奥巴马竞选站台、与民主党政府共同推进新能源发展和商业载人航天计划（Commercial Crew Program）的科技巨头，在收购推特（现X平台）后急速右转。他公开质疑“觉醒文化”并将其称之为“病毒”。2022 年 5 月 18 日，马斯克在推特上表示，他认为耶鲁大学是“试图摧毁文明的觉醒病毒的中心”。次日，他在推特上写道：“如果不加以阻止，觉醒病毒将摧毁文明，人类将永远无法到达火星。”
与此同时，马斯克取消多项前推特禁言，这其中包括特朗普账号。这一解封行动使得诸多极右人物重获自由，并昭示着平台默许极右言论泛滥。这一决定是一个清晰的临界点，直接导致平台性质认知的根本改变和风险升级。从争议性的价值理念讨论，转化为涉及平台治理危机与极右言论泛滥指控的现实风险。左派将其斥为“叛徒”，右翼也不愿给予他完全的接纳。马斯克的一系列言论与决策激起左派群体的强烈反对，反过来促使他更加激烈地批判“觉醒文化”，并进一步解封更多右翼账号，以此稳固其“新基本盘”。
然而，这种策略未必带来稳定支持，右翼阵营由于在移民和能源等议题上的立场差异，对马斯克仍抱保留态度，这种斥力在这次与特朗普的争端事件中进一步爆发。更为关键的是，马斯克当前面临着一种路径依赖困境：早期的一系列右转言论和关键决策已将其锁定在某种高风险路径上，使得其难以回归中立或修正轨道。任何尝试转向或自我纠正都可能被视为背叛原有立场，从而激化已成型的舆论裂痕与政治对立。
社交平台的商业作为政治工具
讽刺的是，科技平台自身恰恰是加速这种异常政治化的推手。时至今日，它们早已不是中立的信息运输设施，而成为了政治极化的战场。马斯克一句将耶鲁大学称为“觉醒病毒中心”的推文，在社交网络中迅速引发争议与扩散，进而引发关于高等教育、左翼意识形态与公共舆论控制的激烈辩论。平台上不过十几个字的言论（woke mind virus），一旦触及意识形态神经，就会在当前极化的舆论环境中被迅速政治化、标签化，导致极化政治下科技企业的生存风险陡增。时间往前倒，Meta平台在2021年国会山事件后对特朗普账号的封禁，也成为美国保守派批判科技企业“言论审查”的核心事件。特朗普后续对扎克伯格的敌意表明，平台治理决策在极化政治中如何被重新阐释为政治斗争的延伸。每一次内容审核或账号封禁，都可能被不同阵营阐释为意识形态宣战。最终，科技企业发现自己陷入两难：无论干预或不干预，都会被视为站队。科技巨头们在平台治理上做出的策略选择，最终成为意识形态战线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政治行动，反过来捆缚住了他们自身。
企业的主动政治化
与上述现象并行的是，科技企业主动政治化趋势日益显著。传统上被视为“政策对象”的科技公司，如今正在通过高强度的游说活动、话语输出与战略联盟，积极塑造自身主动的政治生态位。以英伟达（NVIDIA）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为例，在美国对华技术出口加强限制、将AI和芯片技术纳入国家安全议程的背景下，黄仁勋频繁出现在政府与产业高层对话场合，强调英伟达技术对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性。在这种叙述策略中，企业不仅是技术开发者，更是国家战略的共同塑造者。这种政商同构关系带来双重后果：一方面，它为科技企业提供了扩展边界的资源与合法性支持；另一方面，却也在公众眼中削弱了企业的中立性与自律性。例如，公众认为企业与政府只关注战略性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在数据隐私、算法公平与平台责任等议题上的不满日益增加。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研究指出，美国人对科技公司的制度性信任显著下降，并呈现出代际与党派上的分化趋势。《时代》杂志更呼吁应推进数字公共领域的治理改革，避免平台被资本与国家权力双重俘获。外部风险也不可忽视，在中美博弈持续升级的当下，英伟达在对华销售政策上的模糊立场，亦使其面临来自不同政治阵营的舆论压力。科技企业因而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想要主动政治化回应国家政策压力，另一方面又需维持其社会企业声誉和全球市场逻辑。
危中寻机？中国科技企业能否趁势翻盘？
在特朗普政策回潮与“科技冷战”升温的背景下，中国科技企业意外迎来了一轮全球化的新机遇。美国政府通过限制高端芯片出口、强化对人工智能及关键技术的对华管控，试图压制中国科技的发展。然而，这种以“脱钩”为目标的激进政策不仅导致中美技术体系迅速割裂，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对美国科技霸权路径的不确定感。一些中间国家，尤其是欧洲与全球南方国家，逐渐表现出对美国技术政策的审慎态度。在某些产业领域，出现了“去美国化”趋势，替代性合作成为政策讨论的重要方向。
面对这一全球战略机遇，中国并未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层面与美国展开直接竞争，而是采取“错位竞争”策略，聚焦在智能制造、机器人、智慧交通、智能电动汽车等实体智能化应用领域。这一战略选择不仅充分发挥了中国在制造业、工程落地与供应链成本上的结构优势，也规避了与西方在话语权与技术标准上的正面冲突。根据《财富》2025年5月的报道，中国多家AI初创企业已在工业自动化、远程医疗、城市管理等领域实现突破，加速“实体智能”的商业化落地。
与此同时，特朗普式政策的不确定性与排他性也为中国企业在“中间地市场”中的扩张创造了机会。在地缘政治中保持相对低调、强调“互利合作”的中国科技企业，正逐渐成为某些国家摆脱对美技术依赖的“务实选项”。以中国光伏企业晶科能源为例，在拜登政府鼓励清洁能源制造业的背景下，晶科在进军美国本土，成为国内首家在美国设厂的光伏企业。随着美国对华科技政策变局，晶科面临“反倾销”与“反垄断”的地缘政治外溢风险。在此情况下，晶科迅速调整全球架构，先后在东南亚、中东布局工厂。截至2023年，其在中东市场的市占率已超过50%。晶科以“美国 — 东南亚 — 中东”三轨并行的全球布局策略，有效化解了贸易保护高压，将地缘风险最小化，并抢占新兴市场绿色能源发展高地，成为中国企业面对极化敏感的地缘政治的示范案例。
特朗普和马斯克的骂战不仅是两个政治角色的对立，更是当代全球化与民粹政治的持续博弈。科技企业与政治权力的纠缠，产业链与补贴政策的互动，暴露出制度上的不确定性与路径掣肘。在全球政治经济迅速分化的时代，企业不只面向市场竞争，更在政治风暴中寻找新路径。在多极世界里，谁能更快读懂规则重构，谁就能在冲突裂缝中赢得未来。
本文首发于腾讯新闻。
本文作者：初康睿、林喆、唐凯琳
图片源于网络
谢谢楼主分享！
页:
[1]